红山文化感悟100字 第1篇
大别山红色教育基地的诞生背景:大别山地区是较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涌现出以_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红军的主要活动区之一，发展壮大起了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还走出了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两支主力红军;抗日战争时是_军五师的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使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大别山革命斗争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完整过程，在此期间，无论斗争多么艰苦，这里始终有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存在，先后有两百多万人参军参战，近百万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民政部登记在册的革命烈士就有13万多人，可谓村村有烈士、户户有红军，山山埋忠骨、岭岭铸忠魂。大别山区党组织带领大别山人民，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大别山的红色革命资源是大别山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培训的活教材，弘扬大别山革命传统是新时期赋予大别山红色教育基地的崇高使命和责任。
大别山红色教育基地为深入学习贯彻、一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大别山红色教育培训方案以大别山革命史和大别山精神为主要教学内容，提出教育和引导学员继承和发展优良传统，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加强党性修养，增强立党为公、增强为民意识，增强组织纪律性，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切实做到务实、为民、清廉，以坚定的方向，扎实的工作，优良的作风树立起改革创新的新形象。
大别山红色教育基地_红色教育培训活动方案以弘扬大别山精神、传承红色文化为核心;以开展红色文化系列培训活动为载体;以研究、宣传和传播大别山红色文化为主要内容，积极推动大别山红色文化的研究、传承与发展。大别山红色教育基地通过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教授对大别山革命斗争史、大别山精神的深刻内涵等进行系统研究，提炼出具有深远影响和广泛教育意义的经典红色文化，赋予它时代意义后以多种形式向各界人士传播，从而达到弘扬红色文化、提升精神力量的目的。大别山红色教育基地_红色教育培训方案打破统“满堂贯”的培训模式，引导鼓励学员主动参与，废弃“注入式”，广泛采取启发式、讨论式、提纲式等教学方法，以现场教学、凝练团队活动、实践体验为重点，开发打造了集授课、现场教学、实践体验为一体的特色培训课程，让学员在培训中感悟历史、凝聚智慧、升华境界、点燃激情、提升素质。
大别山红色教育基地培训课程大概分为“通过走访革命老区、瞻仰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革命纪念馆、重走九龙潭之路、参观_故里等多种教学形式，学员通过大别山红色教育培训课程，追忆红色大别山的光荣历史，感受革命先烈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缅怀大别山革命烈士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锤炼了党性修养，坚定了理想信念，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高度自觉和责任担当。
大别山红色教育基地_红色教育培训活动方案简介
一、课堂专题教学
1、大别山革命历史与主要特点
2、大别山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3、弘扬大别山精神，加强党性修养
二、现场教学
1、“红田”惨案遗址
(专题讲授:誓死跟党走)
2、列宁小学旧址
(专题讲授:1、知行合一的典范)
(专题讲授:2、坚定理想,播撒信念)
3、鄂豫边中心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成立纪念地
(专题讲授:1、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4、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鄂豫皖苏区将帅馆
(专题讲授:1、信念如山，精神永恒)
5、_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
(专题讲授:1、大别山根据地党的建设基本经验)
(专题讲授:2、创建_，执政为民--鄂豫皖苏区_建设的基本做法)
(专题讲授:3、赤胆忠心沈_)
(专题讲授:4、不同的选择，不同的人生)
7、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纪念馆
(专题讲授:大别山革命斗争中的知识分子)
8、_将军故里
(专题讲授:_的将门家风)
9、郑维山将军故里及红四方面军将士纪念馆
(专题讲授:郑维山将军的智勇品格)
10、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
(专题讲授:伟大的战略转折)
三、案例式教学
1、西河古村落的复兴之路
2、大别山精神的羚锐实践
四、研讨式教学
1、读文献，讲故事，谈感悟
2、诵读红色书信，传承革命精神
五、体验式教学
1、走“志仁小道”，听英雄故事，承先烈遗志，强党性修养
六、体察式教学
住农家、干农活、体民情、接地气
六、激情教学
1、大别山，我来了
红山文化感悟100字 第2篇
苍溪种植雪梨，迄今已有近2000年历史，依据季节不同，
苍溪种植雪梨，迄今已有近2000年历史，依据季节不同，当地家家户户、漫山遍野飘散着花香、果香或是叶香，尤其是3月，将近700万株梨树绽出繁花，十分壮观。
苍溪雪梨“肉白如雪，味甘于蜜，清香无渣，入口即化”，隋唐时即被作为朝廷贡品。占地3000亩的中国苍溪・梨文化博览园，不仅荟萃了令人心仪的风景，也集中展示了“中国雪梨之乡”的文化与民俗风情。
梨文化博览园分为梨文化展示区、梨乡民俗与农耕体验区、梨休闲养生文化区三个主题展示区，各具特色。
在梨文化展示区施家茅舍的院坝中，可以看到“祖孙三代树”：一棵是65年树龄的野生砂梨树，树干高而直，果小、皮细、肉粗，食之口感较差，但今日的苍溪雪梨就是由这种树选育而出的；一棵是150年历史的野生砂梨树的标本；最引人瞩目的是一组梨木硅化木，也就是梨树的化石，是在苍溪雪梨的发源地九龙山挖掘出土的，据专家考证其历史至少在一亿年以上。
从施家茅舍旁边的观景点，可以清楚地看到梨王园，里面有202棵百年老树，其中五棵最大的老树，年产果均在一吨以上，平均果重1公斤左右，当年、、_等_品尝过的苍溪雪梨，就是产于这几棵老树。
若要更深入了解苍溪历史悠久的梨文化，可以去雪梨文化展览馆，细细解读苍溪雪梨的起源、发展、雪梨的一生、雪梨与世界梨的关系，以及雪梨与养生、与艺术乃至与政治、经济、外交等的关系。
梨文化博览园中有长约一公里的原生态梨花溪，溪边竹海如涛，犹如两条绿带，还可以看到鸭、兔、牛等动物，这一带将会建成水上休闲度假区，让游人在品味文化之余放松身心，感受乡间生活的情趣。此外“梨乡乡土果树品种园”中还定植了数十个乡土果树品种，来自城市的游人有机会体验一下“果农”的生活。
自2003年起，每年3月15-25日苍溪都会举办梨花节，现已连续举办11届。除了观赏春日盛放的15万亩梨花，现场还有民俗文化演唱会、生态家园游、农产品展示会等节目。 苍溪雪梨
苍溪雪梨，原名“施家梨”，明洪武十四年《广元县志》称：“梨中最佳者，施家梨，种出苍溪”。清康熙《苍溪县志》载，因其“肉白如雪，味甘于蜜，清香无渣，入口即化……”故名雪梨。为便于与其他雪梨区别，称为苍溪雪梨或苍溪梨。
苍溪雪梨果大心小，细脆化渣，汁多味甜，能润肺化痰、消炎理气、乌须黑发，为夏令佳品。史载唐会昌元年（841年）唐武宗患病，百药无效，青城山邢道人以苍溪雪梨汁治好了他的病。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苍溪县令姜秉善将施家梨奉为贡品，苍溪贡梨声名大噪，备受推崇。 中国苍溪・梨文化博览园
位于苍溪县城以西7公里，地处嘉陵江流域生态文化旅游区，是中国目前最大最全面的梨文化主题公园，以“展示川北民俗风情，汇集世界梨文化”为主旨，主打苍溪梨文化、川北民俗文化和水上休闲文化，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苍溪梨文化博览园山环水抱，景色优美，气候宜人，民风淳朴，是一个可以尽情亲近的绿色生态家园。 ■ 梨认养园
认养梨树后，可以来这里施肥、浇水、治虫、修枝剪叶，体验果园劳作的辛劳与快乐。 ■ 梨休闲养身文化区
主要包括梨花岛、梨花伴月台和休闲长廊，建成后将成为修身养性、垂钓、饮茶娱乐的理想去处。 ■ 游客服务中心
汇聚了独具苍溪特色的旅游产品，主要是雪梨、猕猴桃系列，包括雪梨、猕猴桃鲜果、酒、醋、浓缩汁、清汁，雪梨面、雪梨糕、梨木工艺品、梨花皮蛋等。同时提供雪梨宴、乡村小吃等。雪梨宴多达40多个品种，其中最有特色的当属梨花三道宴：第一道，雪梨蒸糯米，晶莹剔透，甜而不腻；第二道，雪梨炸糕，滑腻酥脆，酸甜适中；第三道，冰镇雪梨，将雪梨冷藏12小时后去皮食用。
四川省第七届乡村文化旅游节暨第十二届中国・苍溪梨花节
四川省第七届乡村文化旅游节暨第十二届中国・苍溪梨花节2016年3月18日在梨文化博览园正式开幕，延续至25日，主要由四大主要活动、四大配套活动、三大展示活动组成，设有一个主会场、多个分会场、一条主要游览线路。 ■ “奔向广元・汇聚苍溪”激情之旅
时间：2016年3月15-25日
地点：“百里香雪海”乡村旅游线、亭子湖等地
特色内容：①激情自驾游之旅：组织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地400余辆自驾游车辆和湖北十堰“开往春天的旅游专列”800余人游览“百里香雪海”乡村旅游线：梨文化博览园―陵江镇红旗桥村―陵江镇笋子沟村―陵江镇玉女村―云峰镇青盐村―云峰镇狮岭景区―红军渡・西武当山景区；②激情骑游之旅：开展“环亭子湖”山地自行车邀请赛；③激情徒步之旅：组织背包游客徒步游览“百里香雪海”乡村旅游线。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广元旅游创客行动
时间：2016年3月15-25日
地点：梨文化博览园梨花街
特色内容：①广元旅游创意成果展示；②广元特色旅游商品展销；③广元和苍溪特色餐饮企业现场加工、销售特色小吃、特色美食等。 ■ 特色展示
2016年3月15-25日
① 回水湾湿地：四季花湖・三月看风筝
② 梨博园：梨花溪・露营垂钓
③ 陵江镇红旗桥村：爱莲荷园・农耕体验
④“百里香雪海”乡村旅游线：农家乐园・品茗休闲，水墨苍溪・美术书法现场创作
⑤ 梨博园：千人梨花太极表演，广元地方特色文艺展演
⑥ 云峰镇狮岭村：云峰威风锣鼓等民俗文艺展演
⑦ 红军渡・西武当山景区：红军文化现场展演
⑧ 陵江镇玉女村：玉女手工根雕、挂毯、剪纸等现场互动体验，传统农耕文化体验 红色土地，红色经典
苍溪是一块红色的土地。1935年3月，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率领红四方面军在苍溪塔山湾急袭渡江，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滔滔嘉陵江。为纪念为国捐躯的先烈，砥砺后人，苍溪把当年红军渡江的渡口命名为“红军渡”，1980年，元帅亲笔为渡口遗址题名。
从国道212线步下数级石阶，有一座小巧别致的“飞渡亭”，为六角飞檐式，下临浩荡嘉陵江，南有伏波亭隔涧相望。自亭而下，跨上一座满怀古意的石拱小桥，向东望，一涧细水飞流而下，珠落玉溅，水气四溢。下小桥向西，就看到了刻有“红军强渡嘉陵江遗址”的题字。
视线越过嘉陵江，可以清晰地看到对面的杜里坝有一片开阔的滩地，绿树葱郁，苇花如雪，楼台亭榭隐现其间，诗圣杜甫曾在此踏青游春。但想当年，却是军的江防阵地，暗碉处处，明堡林立，然而，军号称“固若金汤”的江防阵地，最终在红军面前土崩瓦解。
2015年8月13日，全国“薪火相传，再创辉煌”长征精神红色旅游火炬传递火种采集（苍溪站）活动在苍溪县红军渡景区隆重举行。
参观过红军渡，可以再去看看“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纪念馆占地2000余平方米，分上下两层，共五个厅，包括序厅、长征前夕、激战嘉陵、挥师长征、苏区奉献、将帅风采等主题馆。红军时期留下的珍贵革命文物有3600多件，现在纪念馆展出的有962件，包括布币、刀、红缨枪、手榴弹、石刻标语、公文包、布袋、船模等。从纪念馆收集、布展的史料中，可以看到红四方面军从苍溪出发西进、北上长征所经历的曲折的战斗历程。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指挥部旧址”，位于“红军街”上，当年叫作谭家大院。院子坐北朝南，三合式，穿拱斗架，具有典型的川北民居特点。正房中部是当年总指挥的住所兼办公室。
“红军街”占地13000多平方米，除了谭家大院，主体建筑还包括宏伟的大门、蜿蜒的长廊、独具特色的川北民俗文化展览馆、红歌台和川北民俗文化体验区。当年，红军为强渡嘉陵江，在离这里20多公里的王渡河设造船厂，厂址设在蔡家院子外面的河畔，为红军胜利强渡嘉陵江提供了物资保证。同时，红军充分利用王渡河滩与嘉陵江渡江主渡口相似的地形地貌，在东河上进行了渡江演练。有军事专家称，这是红军的第一支水军诞生地。
走出“红军街”，漫步可至小巧别致的“月牙湖”、依山而卧的“月光湖”，还有红军村，当年红军曾在这里艰苦训练，准备渡江作战，现在村中再现了红军战士训练、生活的场景：有人打着草鞋，有人在编斗笠雨帽，还有人煮着南瓜粥汤，让人们追忆那段战斗的岁月。 Tips 红军渡 ・ 西武当山景区
除了拥有红色经典，苍溪也是道教发源地之一，是中国道教西部正一派的活动中心，被中国道教协会命名为“中国道乡”。有史料记载，天师张道陵晚年曾在苍溪学道、悟道、传道、试法、升真。2007年，苍溪武当山被中国道教协会确定为中国道教“西武当山”。
红军渡・西武当山，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分为红军文化旅游区、武当山森林公园旅游区和西武当山道教文化旅游区，由红军渡纪念园、武当山森林公园、中华百家姓氏追踪园、西武当道教文化园、乡土树种园等五个主题园区组成，是一个以“红土地、绿山水、梨乡情”为主题，集红色旅游、生态旅游、道教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区。 红军渡广场
走进景区大门便是红军渡广场。正对大门的是景区艺术墙，主题是“梨乡红霞”，由多幅精美的浮雕构成，共分为“迎接红军”、“百战苍溪”、“模范苏区”和“挥师北上”四部分。
从广场右侧沿石级而上，首先经过的是“红军标语石刻碑廊”，碑名由张爱萍将军亲笔题写，每一个石刻标语都是从苍溪各地征集而来。“_是穷人自己的政党”、“_全川”、“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这样的石刻标语，当年曾遍布苍溪全境。
在“将帅台”可以看到宏大的“红军渡”的标志铜像，由一名红军战士和一男一女两名赤卫队员组成。 春游苍溪，精品推荐
随着亭子口水利枢纽工程、兰渝铁路、兰海高速等重大项目的竣工，苍溪公路、铁路、水路并进，可融入阆中古城半小时经济圈和南充、广元1小时经济圈、成都3小时经济圈、北京8小时经济圈，旅程更加便利。 ■ 苍溪康养休闲度假游
柳池新农村文化园―九龙山―五峰峡漂流―三溪口国家森林公园 柳池新农村文化园
位于嘉陵江中游的三国文化旅游环线与嘉陵江流域生态文化旅游线及红色旅游线上，距县城约20公里。
柳池新农村文化园对文家角水库、独具特色的山包和优美的田园景观进行升级打造，建设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墙，文化石雕，文化匾联等农家乐田园风貌，形成集文化内涵、田园风光、农家环境、美味餐饮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景区。游客可登皇帝山包、听石门山歌、喝龙王井水、探寻龙壕龙洞、玩文家角水库、采猕猴桃鲜果、观特种水产、尝生态鲜鱼、玩水上垂钓、住川北民居……返璞归真，悠闲惬意。 九龙山
九龙山是苍溪的最高峰，海拔1337米，森林覆盖率，野生动植物丰富，有铁甲松、银杏、樟树、兰花、天麻等珍稀植物，有豹、金雕、獐子、林麝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猕猴、大灵猫、红腹锦鸡、白冠长尾雉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还分布着一定数量的狐狸、野猪、野兔、獾、黄麂、雉鸡、画眉、蝮蛇、梅花鹿等。
九龙山形奇水秀，自然景观富集，100个大小山峰星罗棋布，错落有致，众多湖泊、水库犹如一颗颗宝石镶嵌其中。 五峰峡漂流
五峰峡巴人部落漂流景区位于苍溪县唤马镇五峰峡谷，是由绿色五峰山、神秘巴人部落、清凉五峰峡谷观光、欢乐水上乐园、五峰大峡谷瀑布群、激情五峰峡漂流、浪漫百花谷等组成的文化漂流观赏景区。漂流段全长5公里，落差162米，溪水洁净、峡谷险峻、深潭多，森林密、植被茂盛，可携家人驾轻艇顺水而下，乘浪花，穿幽谷。 三溪口国家森林公园
三溪口国家森林公园位于苍溪东北部龙洞乡境内，林海茫茫，山峰众多，有猕猴穿梭，红腹锦鸡嬉戏。这里四季都很迷人，春季以杜鹃花、兰草为代表的各类奇花异草竞相开放；夏季清爽怡人，是避暑休闲胜地；秋天有满山枫叶，天然清泉；冬季山舞银蛇，神态各异。 ■ 苍溪嘉陵印象生态文化游
临江寺―寻乐书岩―青山观―亭子湖 寻乐书岩
亦名贾家洞，位于苍溪县东青镇东兴村境内，融书法、石刻、壁画、泥塑、石穴建筑于一体。清代名儒贾儒珍当年开凿洞穴，以石室兴办书馆，滋养了苍溪文脉。寻乐书岩共有7洞，洞中有洞，洞洞相环，别有情趣，洞内有石雕孔子、关圣大帝、文昌帝、观音、八仙、土地、财神、药王、蚕丝公、蚕丝婆、送子娘娘等塑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游过寻乐书岩的文人墨客均留墨于此，贾氏将其镌刻于壁，楷、行、隶、篆各体共有152幅，19600余字之多。 临江寺
临江寺位于苍溪县城以南1公里的嘉陵江南岸，因为杜甫、陆游在此停驻、留诗而著名，号称“嘉陵第一楼”。从苍溪县城出发，沿省道苍剑线行进，大约20多分钟车程。这条旅游线古时是官方的驿道，文人商贾往来密集，是蜀汉三国文化旅游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临江寺无论殿、楼、廊、径，还是神、佛、匾、书，全是由偌大的峭崖石壁石琢而成。寺庙背山靠水，翠竹葱茂，古木森森。 亭子湖
镶嵌在秦巴国家公园中的亭子湖，被誉为“嘉陵江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最有诗情画意的山水画廊”，湖畔山清水秀，如诗如画，山上植被层次分明，葱茏滴翠，空灵而幽静。在浩渺的湖面上，在无边的绿意里，有惬意的阳光、暖适的山风、清幽的芬芳。 ■ 苍溪百里香雪海休闲乡村游
梨文化博览园―玉女庭园―元坝镇将军村―狮岭景区 玉女庭园
陵江镇玉女村如一幅碧玉璀璨的画，一首色彩绚丽的诗歌。她的变迁是苍溪从小庭园到大田园，从楚楚动人的玉女蝶变成山壑里的金凤凰，是对苍溪“庭园经济”华丽转身的生动诠释。 元坝镇将军村
水乡古镇元坝始建于北宋，文化底蕴丰厚，民俗风情浓郁，舞狮、牛灯、车灯、山歌、竹马等原生态民俗文化活动，至今在乡间广为开展。
红山文化感悟100字 第3篇
发展不应以快为目的，而应以长久持续为标准，尤其是生态脆弱的地区。吕梁革命老区地处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多山的丘陵地区，干旱少雨。雨水少不适合水稻的种植，丘陵地带不宜于小麦的种植，但这一气候和地形适宜小杂粮的种植和畜牧养殖业的发展。兴县全县国土总面积3168平方公里，居山西省各县（市、区）之首。兴县共有耕地118万亩，主要种植的农作物有：玉米22万亩、谷子15万亩、大豆23万亩、豆类（绿豆、红小豆等）31万亩、马铃薯15万亩、其它杂粮5万亩，油料万亩，瓜菜万亩。全县共有规模养殖户1500余户，牛存栏万头，羊存栏万只，猪存栏万头，鸡存栏万只。在生态改良中发展有机农牧业。吕梁革命老区应把生态畜牧业和农业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
只有生态环境优良，畜牧农土产品才是无公害、无污染、纯天然的绿色产品，才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产生经济效益。在这里要明确一个概念，不能再让农牧产品以物美价廉的形象出现，而应提倡优质优价，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产品的价格，让生产优质产品者获得优厚的经济报酬，提高农民的收入。自然生长的绿色产品的价格在市场上都有价值优势，兴县自养羊价格在当地为一斤30－50元、土鸡蛋每斤10－15元，但因为没有自己的销售渠道，在城市消费市场看不到。一面是城市消费者对绿色农牧产品的期待，一面是当地产品不能有效进入市场。兴县政府应有所作为，推介兴县有机农牧产品品牌，以绿色原产地保证产品质量、固化品牌，建立农牧产品直销通道，以优质优价打开省内外市场。兴县种植作物品种丰富，有玉米、谷子、大豆、豆类（绿豆、红小豆等）、马铃薯、油料、大粒葵花、软米、柏籽羊肉、油枣、乌枣、虎头土豆。兴县还盛产冬花、大黄、甘草、鞭杆黄芪、柴胡等中药材，药力强劲，品质上乘，在国内外市场上颇负盛名，很受用户的青睐。兴县部分乡镇还产龙骨，品种有五花龙骨、土龙骨、青龙齿、白龙齿等，品质优良。我们应加大对这些农产品和中药材的宣传和推介力度，走出县域，走向全省，打开外面的市场。优化养殖，形成羊、鸡为主的养殖加工业格局。在继续优化养殖的基础上，注重培植引进农畜产品加工业，对农畜产品进行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让良好生态环境的革命老区，以有机农牧产品原产地，成为山西人的优质农牧产品基地，让良好的生态和优质农牧产品为老区人民带来优厚的经济收益。
二、在优化生态中以大旅游理念开发吕梁红色旅游资源
红色旅游是把红色人文景观和绿色自然景观结合起来，把革命传统教育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的主题旅游形式。红色旅游开发是革命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据全国有关部门统计，2012年全国红色旅游共接待游客亿人，在纪念场馆免费开放的前提下，红色旅游综合收入亿元。红色旅游带动了老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当地的收入。比如当年红军医院旧址所在的井冈山小井村、琼崖革命根据地所在的琼海市椰子寨村，依靠红色资源迈上了小康之路。迈进小康之路的红色景点，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生态环境好，都可以称为“天然氧吧”。优良的自然环境是发展红色旅游、吸引游客的一个重要因素。吕梁革命老区应以大旅游的理念规划红色旅游。
就像用“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作为山西旅游宣传口号，是宣传山西省旅游的一张“金名片”，吕梁也应结合自身优势特点打造旅游宣传口号“红色吕梁绿色清凉游”。吕梁山区山川秀丽，古泗水与黄河、运河交夺其间。吕梁山由北而南包括管涔山、芦芽山、云中山、关帝山。在做旅游开发时，要整合水利、林业、建设等部门，做好整体绿化生态建设，让吕梁的山青水秀引得游客流连忘返。要根据旅游开发需要和现有财力进行集中开发，把吕梁现有的点串连起来，重点打造交城县的庞泉沟自然保护区、故居———汾阳县的刘胡兰纪念园———方山县的北武当山、“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故居———兴县的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四八”烈士纪念馆———宁武县芦芽山旅游线，集中展示吕梁山区的红色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科学编排景区内旅游线路，做好“红色吕梁绿色清凉游”项目。在开发红色历史和文化时，打造吕梁英雄传情景剧，同时合理引导景区农家休闲园、度假村建设，因地制宜策划开发自然风景或特色农业观光游、红色文物历史游、晋绥民俗风情游等红色主题旅游产品。
重视红色旅游商品开发，促进红色旅游商品多样化。实施红色旅游业开发带动战略，要在开发独具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红色文化内涵的旅游商品上下大力气，抓住红色旅游中购的环节，延伸红色旅游产业链条。一要重视红色旅游商品的研发。相关部门应成立专门的红色旅游商品研发机构或者聘请一流的红色旅游商品设计单位和专家，深度挖掘红色历史文化底蕴，设计开发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红色旅游商品。如可围绕廉吏于成龙、《吕梁英雄传》、、刘胡兰、“四八”烈士、晋绥革命文化等主题采取面向社会有奖征集设计作品的方式，创新红色旅游商品开发思路。文化部门还可通过聘请名人专家围绕其红色历史著书立说，使其红色书籍成为特色旅游商品。二是加大相关延伸购物。现有的交城骏枣，汾阳汾酒、核桃，兴县罗峪口大红枣、蔡家崖小杂粮、清泉醋等已具有一定市场影响力，可以将这些企业建成集生产、销售、观光为一体的景点式购物中心。
红山文化感悟100字 第4篇
关键词：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彩陶系统；功能
彩陶是红山文化陶器工艺最大特点之一，也是红山文化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彩陶纹饰主要施于钵、盆、罐、瓮和无底筒形器、钵形罐、塔形器等器物腹部，多红地黑彩。根据有无器底的器型特征，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彩陶可分为有底彩陶器和无底彩陶器两大系统。现对牛河梁遗址①彩陶器分类概述。
一、有底彩陶器系统
根据器型划分，牛河梁遗址有底彩陶器大体可分为盆、钵、壶、器盖四类（图1）。陶器身长大于身宽为盆、壶，口颈和腹颈大体相等为盆，口径小于腹颈为壶。陶器身宽大于身长为钵。报告中提到的盖盘（盆）和圜底钵本文将其划为器盖类。有底器主要有以上四类，因三足器、圈足器和斜口器多无彩，故暂不做讨论。
罐是牛河梁遗址陶器中数量仅次于钵类的一类，根据口沿部和腹部特征主要可分为A、B两型：
A型鼓腹罐，敛口、卷沿、鼓腹，体形较大，包括报告中称之为瓮的彩陶器。标本N1H3：2（图1―1）。
B型折腹罐，敞口，束颈，折肩，鼓腹，如同敛口钵在口沿部套接一长颈。标本N5JK1：2（图1―2）。
钵是牛河梁遗址中数量最多的一类，根据口沿部特征可分为A、B两型：
A型敞口钵，口沿部直或微敞，标本N5H14：4（图1―3）。
B型敛口钵，口沿部微敛，标本N5H22：22（图1―4）。
壶也是牛河梁遗址中比较常见的器型。小口、束颈、鼓腹，多带双耳，体型较大。根据口部特征可分为A、B两型：
A型，小敞口，束颈、圆肩，鼓腹，腹部双耳，标本N1H3：1（图1―5）。
B型，大敞口，短颈，溜肩，鼓腹，腹部双耳，标本N5JK1：1（图1―6）。
器盖类在牛河梁遗址中也颇为常见，根据器腹变化也可以分为两型：
A型，直口、口部有凹槽，腹部通常施彩，报告中称之为，标本N2Z4BD：95（图1―7）。
B型，敞口、束颈、鼓腹。报告中称之为圜底钵或折腹盖盆，标本N5JK1：1（图1―8）。
二、无底彩陶器系统
牛河梁遗址无底彩陶器器型主要有筒形器、钵形器、塔形器和豆形器四类。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第三地点、第五地点和第十六地点每个积石冢均可见筒形罐、钵形器和塔形器三类。其中无底筒形器数量最多，无底钵形器数量很少，而无底塔形器每冢一般只见一件，豆形器（报告中成为熏炉器盖）在发表的报告中仅见两件。
筒形器可根据底部特征和颈部有无凹弦纹统一分为两型：
A型见于下层积石冢，以底部起沿和无凹弦纹为主要特征，标本N1679T3③：5（图2―1）。
B型见于上层积石冢，口部卷沿，口下有细密的凹弦纹带，底部起台，标本N1J3：17（图2―2）。
钵形器可根据腹部特征分为两型：
A型，敛口、立肩、直腹，无底，腹部施彩，多平行线间斜线纹，标本N2Z1：95（图2―3）。
B型，敛口、圆肩、曲腹、无底。腹部施彩，多平行线间斜线纹，标本N2Z1：133（图2―4）。
塔形器根据口部特征分为两型：
A型，双口，标本N2Z2：49（图2―5）泥质红陶，有红陶衣。双口部，口上端残缺，可见口下起一凸棱。颈部呈椭圆形，颈筒壁下部并联，腹部较鼓呈覆钵状，腹下部内收，腹面满压窝点纹，再施挂黑彩。腹下出甚宽的裙边，以与束腰相接。束腰以中部一方棱为界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下各有镂孔4个，上部镂孔近倒梯形，顶边外弧，下部镂孔为竖长方形。方棱在与镂孔相间部位饰4个小泥饼，饼面压划十字装饰。覆钵状底座，座面绘约4组以平行横线相间的勾连涡纹带黑彩。器存通高55、上腹径18、束腰径15、底径厘米。该器的残片多发现于家体北墙中段处，是此类器物唯一近于通体复原的一件。标本N13T39：1（图2―6）为一嘴一口的双小口器，只存器的上部残片。泥质红陶。外表光滑，似有陶衣，内壁粗糙，留有制作时的抹痕。半球状体。嘴完整，有短颈，嘴沿甚小而壁厚，口与嘴紧靠，口大部残缺。器表满绘黑彩，为环绕器体的平行带状纹，口下三周带较窄，内填对称的宽斜带纹，以下各周带较宽，内填三角斜线纹。嘴径、残高9、残腹径16厘米。
B型，单口，标本N2Z4M4：W60（图2―7），似口部与上腹部残件。上部呈直筒状，筒的上下两端起一道横截面呈三角形的凸箍，上径10、下径13厘米；下接的腹部外敞，上绘勾连纹黑彩。器表施红陶衣。残高厘米。标本N2Z4M4：W57（图2―8），底座残件。覆钵状，底大口、内敛，短平沿，方圆唇，沿上有折起圆棱。座身由底向上呈外弧状内收如倒置的陶盆，上部可见残断的束腰镂孔痕迹，从残断处保留的两组镂孔的下孔缘分析，其上应为四等分的长方形镂孔与遗留的板状支隔。通体施红陶衣，绘黑彩勾连纹，纹样以无卷勾的弧线三角为基本单元组成带状图案，从上到下共九道，各组由短渐长，相间均匀，近于满布全基座。上口径11、底径、残高厘米。标本N2Z1：92（图2―9），口部残件。长筒状表面满施圆戳点，再涂黑彩；口部甚敛，呈圆弧顶，口甚小如孔，口径约厘米；口沿部有残。口外壁两侧附对称双耳，耳作扁平椭圆状，一侧残缺，仅见接痕。耳挂红陶衣。顶径6、耳长、壁厚厘米。出于冢间的冲沟中。标本N2Z4A：41（图2―10）表面满施圆戳点，再涂黑彩。口部尖，有孔。口沿部残，两侧应附对称双耳。
豆形器在牛河梁遗址仅见2件，因形制相近，故不做类型划分。标本N1J1B：10（图2―11），出土于中室内。泥质红陶，陶质较细，火候甚高，质地坚硬，壁甚均匀。形如倒置的豆。柄呈喇叭状，盖的沿腹间起明显折棱。盖面饰蓖点式压印“之”字纹五周，盖面有镂孔四组间小泥饼四个，喇叭状柄口与柄体交接处和盖面与盖接处各饰一周附加锥刺纹。盖面镂孔为长条状，每组5条，间距相等，以中间孔最长。标本2009N2T3109⑤：2（图2―12）泥质黑陶。形如倒置的豆。柄呈喇叭状，盖有宽沿、折腹，宽沿下和折腹处起明显折棱。盖面饰压印“之”字纹，遗有两个小泥纽；“之”字纹间又镂削长条状透孔三组，每组镂孔五条，中部镂孔较长；折腹与柄的中部又各起圆凸棱，棱面上压小斜线；器内壁通压光。口径18、通高14、柄口径厘米。
三、陶器组合及其功能探讨
有底彩陶器一般见于各个遗址的灰坑、祭祀坑、积石冢封土和墓葬中。在牛河梁第五地点下层的灰坑中常见彩陶罐、钵组合，并伴有石器和骨器出土。很多学者认为这里曾是红山文化居民的居住址，如是，灰坑出土的陶器组合很可能是日常生活所用。然而，在牛河梁第一地点的祭祀坑和牛河梁遗址积石冢墓葬中我们也见到了这种罐、壶、钵和器盖的组合。尽管各个单位陶器组合都有自身的特点，但是我们从中依然可以找到一定的规律（图3）。首先，每个单位有底器组合中都有钵或钵形器盖，其总量也最多。其在墓葬和祭祀坑中大量出现应具有十分重要的祭祀功能，根据民俗学资料分析，钵应是类似于碗一类盛放主食的餐具。据器物组合分析，报告中的圜底钵、折腹钵不仅有盛放功能，而且已经具有器盖功能，一般和罐类套放使用。其次，彩陶壶是仅次于钵的第二大器物，器型相对复杂。这种器型一般小口、束颈、鼓腹，腹部有双耳，通常和折腹钵或圜底钵共存，应该是套用。这类器物小口深腹不利于储存固体食物，口部有器盖或折腹钵式盖不利于食物储藏，应该是储存水的器皿。再者，在牛河梁遗址还见有三足盅，这种器物一般为捏塑，器型和容积都很小，不会是和钵、罐一样普通的使用器。从容积分析，要么是婴幼儿的食具，要么是盛放酒的酒具。而在牛河梁遗址我们几乎不见婴幼儿的人骨，如果排除人骨腐蚀掉的可能性，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这种三足器应是一种酒具。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断，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但是，钵、罐、壶、三足器大量出现在牛河梁这样的大型祭祀址应当不是为了提供给活着的人使用，而是作为祭祀逝者的一种祭器，具有祭祀祖先，祈祷先祖在另一个世界饮食无忧的功能。
无底器主要是筒形器、钵型器和塔形器、豆形器四种。这四种器型有一个重要特点：中空无底。它们既不是生者的日用器物，也不是死者的生活用器。从数量上看，同一冢内无底筒形器数量最多，无底钵形器数量相对较少；塔形器一般来说一冢只有一件；豆形器在牛河梁遗址群目前仅见2件，数量最少。从出土位置来看，筒形器大都出于积石冢的冢体之上，以N2Z1为例。北界墙处筒形陶器在冢体北台壁和北内界墙之间，紧靠在冢体北台壁的外侧。筒形器均立置，东西单行排列，依次紧贴，能辨认出的有60个个体，都为彩陶器，多半面绘彩，有彩面与无彩面之间画线为界，有彩的一面向外。冢的东侧也在冢台东壁外侧和东内界墙之间发现筒形器残片，冢南侧的筒形器位置则在冢台南壁与“隔墙”之间。从筒形陶器与冢界墙的相对位置看，筒形陶器紧贴着内界墙，这种做法似乎表明该冢的这几道内界墙是专为框定筒形器而设置的。关于筒形器的功能“还是应同遗址的祭祀性质相联系，结合筒形器最主要的特点不仅是无底部，而且在底缘有特意和固定的加工，这显然有上下贯通之意，应是一种祭器。”②是冢内逝去的祖神沟通天神的法器，也是沟通天神的通道。
每座积石冢还发现一定数量的扁钵式筒形器。它的形制也很特殊：扁平体，无底、小口。其底圈的做法，与筒形器完全一致。说明这也是一种与筒形器功能相同、关系密切的冢上祭器。由于还没有发现这类陶器的原位保留的资料，对其具体陈祭的方式、摆放的部位，仍不明确。但根据每个冢出土的数量分析，各个冢出土的钵形器一般在4―5件不等，且在筒形器出土的各个方位也多见有钵形器残件出土。从出土位置和数量上比较分析钵形器应具有以一当十的作用。据此推断钵形器同筒形器应分属两种不同性质的人群，或男女或老少或两个婚姻体等。钵形器和筒形器的不同祭祀功能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从口部器型上看，钵形器均为敛口，而筒形器多为直口和敞口，这似乎和筒形罐、敛口钵一一对应。其中是否存在进一步联系还有待研究。从纹饰上看，钵形器器腹彩陶纹饰一般为一组间距相等的平行线，间以平行斜线纹构成，有层层跃进、步步上升之感。这些纹饰在筒形器上也比较常见，似乎代表的是通天之路。综合分析，筒形器和钵形器应是一组对应的器型。
在许多积石冢上都发现过“塔”形器。这类器物发现的可复原器极少，但大体形制、结构已清楚。共发现三种形制，都是无底、腹中镂孔、顶部单孔，说明它与筒形器一样，也都是专用于积石家上、同葬俗有关的一类祭器。“塔”形陶器在每座积石冢中发现的数量很少，形制也远较筒形器为复杂，根据几个积石冢所发现的“塔”形器资料分析：它应该摆放在冢的四个正方向的中部及冢的正顶中心部，这说明与筒形陶器相比，这类“塔”形器的地位更为重要。其功能我们可以从牛河梁第二地点的两件塔形器顶部残件得到结论。牛河梁遗址N2Z1：92；和N2Z4A：41两侧均有对称的椭圆形耳，“是一种对男性的崇拜物，故也可称之为祖形器。”③而这种塔形器无底中空、双孔或单孔的造型和出土于冢的正顶中心部位置都似乎表明这里是逝者沟通天地的再生之门，同时也表明5000年前的牛河梁是父权制社会。
如果说塔形器是对男性的崇拜物，那么豆形器（报告称之为陶熏炉器盖）应该就是对女性的崇拜物，两者也应是一组对应的器型。从口部来看，塔形器尖口双耳，豆形器敞口无耳饰；从颈部来看二者均有中空长颈，塔形器颈上供男祖，豆形器颈上供女祖；从器座来看，二者均有器座，塔形器器座鼓腹，豆形器器座折腹；从纹饰来看，男祖形器饰圆窝点纹，女祖素面无纹饰。豆形器器座镂空为三组或四组应与生殖崇拜有密切关系。如是，在牛河梁第一地点（N1）塔形器N1J1B：10和豆形器N1J1B：14共存，且二者共出于女神庙中，这是红山文化母权制社会生殖崇拜的实证。
综上所述，红山文化两大陶器系统应有两大功能：有底彩陶器的功能应是祭祖神，而无底彩陶器的功能应是通天神。从个体数量上看，有底彩陶器较少，而无底彩陶器较多。有底器中的钵、罐、壶、器盖等应有着不同的祭祖功能。无底器中的筒形器、钵形器、塔形器和豆形器也有着各自不同的通神功能。祭祖是为了通神，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社会正是以祭祖为手段达到通神目的的神本社会。“神灵至尊、以祖通神、敬天法祖的思想，成为了红山社会的主流文化，也是中华后世文化的原始“基因”。④塔形器的大量出现和豆形器的减少似乎证明红山文化晚期以N1为代表母权制社会正在逐步走向衰弱，而以N2、N3、N5、N16为代表的父权制社会正在形成。
注 释：
①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M].文物出版社，2012.
红山文化感悟100字 第5篇
“THS国际红塔山”新品隆重上市,表明了红塔集团“红塔山国际系列”已轻装登场,一路向上!它不仅是红塔集团“努力打造世界领先品牌”,继而实现品牌大升级战略意图的又一举措,也是红塔集团出击全球市场、打造国际化品牌的重要一步;这一步标志着红塔集团从中国经典迈向世界领先的发展道路吹响了响亮的号角……
红塔集团的前身玉溪卷烟厂创业于1956年,1995年,玉溪卷烟厂改制为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过不断的超越,成为位居世界前列的现代化跨国烟草集团。经过50余年的发展腾飞,红塔集团已经真正做大、做强,不仅成为中国翘首三甲的烟草企业,其品牌也遍布港澳、东南亚、欧洲、非洲、澳洲、美洲等主要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烟草业的激烈竞争。而红塔集团也先后被国家有关权威机构授予 “五一劳动奖状”、“国家一级企业”、“全国优秀企业金马奖”、“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文明单位”、“CCTV我最喜欢的中国品牌”等众多荣誉称号。它旗下包括“红塔山”“玉溪”“红梅”等品牌卷烟2005年均被授予“中国名牌产品”称号。
努力打造世界领先品牌
努力打造世界领先品牌,这是红塔集团自励的誓言,也是努力奋斗的目标。这也是从中国烟草企业中发出的争当“世界领先”的第一个声音,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红塔集团的志向和底气,也不难感受到“红塔山”努力实现品牌大升级的战略意图。红塔集团对“红塔山”品牌的未来发展却丝毫不敢懈怠,“快马加鞭未下鞍,努力打造世界领先品牌”。“红塔山系列”“玉溪系列”“红梅系列”等产品,相继通过品牌意识的转变、品牌战略的创新和推进自主品牌国际化的过程,成为公认的“中国名牌”。而在追求品牌强企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红塔集团经过创业50多年的自身发展的经验,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品牌竞争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品牌兴,则企业兴;品牌衰,则企业衰。”红塔集团找准方向继而努力实现打造世界领先品牌的目标,其首要任务是“本土做强”, 红塔集团坚持朝着打造“中式卷烟标志性大品牌”的发展目标迈进,进一步丰富了“努力打造世界领先品牌”的内涵。红塔集团通过一系列举措增强企业的“软”“硬”实力,明确了“做精做强‘玉溪’、做强做大‘红塔山’、做实做稳‘红梅’”的品牌发展战略,明确了打造“行业标志性品牌”、“中式卷烟大品牌”的发展方向,“红塔山”品牌2009年以销量突破210万箱的发展业绩为烟草行业所瞩目。
放眼世界的国际化思维
思路决定出路,红塔集团能在中国的烟草行业崭露头角并一举获得成功,其根源也在于其具有超前的国际性的思维。
红塔集团在品牌建设方面强调“要研究品牌发展内在规律,加强产品生命周期管理。尤其是在思想观念上要紧跟品牌发展要求,系统考虑品牌研发和营销管理;注重规模和结构同步提升;突出核心品牌与主导规格;不断总结提炼、丰富提升品牌文化内涵,注重品牌文化传播的系统性和连续性”。在“努力打造世界领先品牌”的战略思想指导下,红塔集团一方面积极展开烟草育种、卷烟调香、特色工艺、减害降焦四大战略性课题的深入研究,更多的努力则是放到了研究“红塔山”品牌的调整定位上。“红塔山”品牌最终重新定位于“中国经典”,决定采用颇具传奇色彩、大众耳熟能详的“国烟”身份亮相市场,靠牢牢把握中国人的口感特色取胜,靠极力发挥它固有的“云烟玉(溪)货”原料优势取胜。“中国经典”这一新定位,为“红塔山”品牌注入了厚重而又鲜活的文化内涵,凸显了它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地位。中国经典的文化宽度和资源深度给予了红塔集团巨大的发展力量,旗下的两大品牌分别从不同的消费层次诠释了中国经典的蕴涵。产销规模已经突破200万箱的中国卷烟第一品牌――“红塔山”再次抢占了中国卷烟市场的制高点,“红塔山”品牌的又一战略产品――“HTS红塔山国际100”(简称“国际红塔山”)上市。“‘国际红塔山’主要为年轻时尚、关注健康的都市白领量身打造,是中式卷烟自有风格与国际流行趋势相融合的新一代卷烟产品。”
“红塔山”文化,也向世界形象地展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受到了历来看重传统、热衷经典的中国消费者的青睐。“红塔山经典”系列产品,就因工艺讲究、富传奇价值、显文化品位,很快成为国内中高档精品烟市场引领潮流的主导产品。
“红塔山”卷烟采用清香型烤烟品种“红花大金元”为核心原料,并且严格控制在核心原料所产之地生产制造,最终成就了无可挑剔的清香型烤烟。“红塔山”代表了中国“真正的好烟”,更是中国烟草行业的“硬通货”,它已经成为中国烟民理解醇香的一种标准,或许它还是中国消费文化的精神象征。“红塔山”品牌的重新定位,事实证明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品牌升级。一个放言“努力打造世界领先品牌”的企业,无疑还会有它对“国际化”问题的独特思考和通盘精心安排。这种国际性的思维、高瞻远瞩的目光注定了红塔集团将无可厚非地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央。
“HST红塔山国际”轻装上市
“HST红塔山国际”倡导“Hi,Take It Easy!轻装前行,一路向上”的品牌理念,带来“国际风尚,香醇舒畅”的全新消费体验。“国际红塔山”在传承“红塔山”独有的“清香型”卷烟风格基础上,融入国际流行口味特征,与国内烤烟型卷烟的产品风格呈现明显差异化,实现了“低焦”与“高香”的统一,构建了独特的新口味特点,带来“香醇舒畅”的品级感受。“国际红塔山”的焦油含量为7mg,是国内同档次卷烟中焦油含量最低的产品之一。
“国际红塔山”的产品定位是:“低焦低害特色、国际化设计风格”的新一代中式卷烟。 目标消费群体是年轻人,“这个消费群体不但规模巨大,而且消费观念新潮时尚。最重要的是这个消费群体的卷烟消费口味偏向清淡型,而且注重健康,是一群对低焦低害卷烟消费意识比较强的群体。”针对年轻都市白领们的生活追求和消费偏好,“采用永恒、经典的海蓝色外装,显著区别于传统的‘红塔山’香烟外包装,给人以全新、清晰的感觉,也充分体现出该产品的时尚品味。外装应用红塔山全新‘峰之彩’标识,这种外包设计体现的就是国际化简约风格,给人的整体感觉就是简洁、雅致。香烟从内到外风格、品质的提升,注定会引起广大消费者新一轮的青睐和追捧。”
红山文化感悟100字 第6篇
巴中，红色文化辉耀华夏。这里是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当年12万巴山儿女参加红军，4万多人壮烈牺牲，为新中国诞生作出了卓越贡献。巴中红军文化源远流长，革命文物、旧址遗迹遍及城乡，被称为“中国革命的露天博物馆”。现有文化保护单位1000余处，馆存文物万余件。有“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4个，有全国最大的、也是唯一一处红军为红军烈士修建的烈士陵园和规模最大的红军石刻标语群、最大的红军将帅碑林，是‘川陕苏区、红岩精神’红色之旅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之一。
巴中，生态资源异彩纷呈。巴中是中华大地“绿肺”之叶，境内森林覆盖率达56%，旅游资源占总幅员面积的12%以上，品位高、类型多、组合性特征突出。这里有中国彩林第一山—光雾山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山奇、石怪、水秀、峰险，春赏山花、夏看山水、秋观红叶、冬览冰挂，五月杜鹃姹紫嫣红，十月红叶遮峰盖峡，素有“九寨看水，光雾看山，山水不全看，不算到四川”之雅颂。这里有中国溶洞之乡—诺水河部级风景名胜区，溶洞密布，险峰兀立，地下奇城，连绵百里，集雄、美、险、秀、奇、幽于一体，被誉为“溶洞王国”、“天下第一洞”、“地下岩溶博物馆”。
巴中，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巴中是古巴人活动中心区域，人杰地灵，历史文化厚重。南龛摩崖造像集古石刻艺术之精品，堪称“盛唐彩雕全国第一”；恩阳古镇拥有规模庞大、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是观摩研究川北独特民居最佳之地；阴灵山碑林集天下书法艺术之大成，是全国四大书法碑林之一；形成于侏罗纪世纪的断渠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洞穴遗址犹存，是研究古人类发展史的最佳见证；巴山背二歌、翻山饺子等6项国家、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人类古代文明史的历史见证。
红山文化感悟100字 第7篇
中秋节下午，爸爸和妈妈带着我和妹妹来到了美丽的红山公园游玩。进入红山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嫩绿的草地，草地上有许多小花，小花的旁边还有几只用树枝做的骆驼，栩栩如生，仿佛就像“在沙漠里行走”一样，非常神奇。
我们来到半山腰，我和爸爸还有妹妹一起玩了“喷水枪”游戏，妹妹坐在爸爸腿上非常兴奋。游戏开始了，我抓住水枪的把手按住按钮，这样水就喷出来了，然后使劲摇晃，水枪就可以射击到矗立在中间的雕塑鱼了。爸爸按住按钮，妹妹也学我使劲摇晃喷水枪，水射到中间的鱼上，溅起了美丽的水花。
我和爸爸还坐了摩天轮，摩天轮行驶得非常缓慢，大概过了四五分钟才到顶端。从顶端望下去，就能看到红山公园所有的风景；路上的行人来来往往，马路上的车辆奔流不息，好像都在赶着回家过中秋呢! 渐渐的，天色暗了下来，到了回家的时候了；我们回到家，吃着香喷喷的月饼，品着热热的茶，看着中秋晚会。
这一天，我过的非常开心！
红山文化感悟100字 第8篇
由于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先民的生产能力低下，对生活劳动中遇到的自然现象缺乏科学的判断意识。对于各种灾害无任何抵御能力，甚至任其灾害横行肆虐。认为一切灾害都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世间一切动物、植物、山、水、树、石都有生命，都是上天派往人世间来的“神”。人死之后可以转世再生，阴魂不灭。因此对世间所发生的一切都产生了一种敬畏的思想，随之即产生了各种信仰、崇拜的原始宗教行为。如：发生山火即崇拜“火神”；出现山体滑坡（山崩）时即崇拜“山神”；洪水泛滥时即祈祷“水神”、“河神”。农业欠收时即崇拜“地母”，有时还要在播种时“杀牲祭地”，丰收年景也要举行祭祀来崇拜“天公地母”以示庆祝。凡是能为人类提供食物的动物、植物都存在“灵魂”，都是上天赐给人类的。原始先民都把它们视为“神灵”并加以崇拜。对于部落成员的生死存亡，从母祖怀孕、婴儿降生、患病、死亡、埋藏都要举行大型的祭祀崇拜活动。
在各种不同的祭祀活动中，除了供奉食物、野果、猎物外，还有彩绘、陶器、泥塑、石器和玉器。当时人们认为玉器具有至高无上的通神功能，因此不惜一切代价，去跋山涉水，寻找“石之美者”。用漫长的时间、极精的工艺、虔诚地精雕细刻着先民们心目中所敬畏的各种“神灵”崇拜物，在各种大型祭祀活动中掌管神权的巫士利用祭祀玉器与天地沟通，崇拜活动礼仪完毕后，由部落的神职人员亲手将各种供品有的投入洪水中，有的深埋入大山脚下，山丘顶峰。在五千年历史的长河中，有机食物类供品都已不复存在，只有河水中与埋入山上、地下的玉质供品依然存在，但由于长年的自然变迁和雨水的冲蚀，大部分都被冲入地貌峡谷、河道和沿河流域的冲积平原沙土中。在茫茫大自然中无从寻觅，唯命有玉缘之人方可偶得。关于考古发现的红山古墓陪葬玉器，时至五千年后的今日是极其少见的。最让人遗憾的是边远山区文化落后，广大农、牧民对史前遗物一无所知，既使在劳动中拾到，也不知为何物，或毁或弃。只有少数有文化懂历史的人才将其收藏，世代相传，流传至今。
在当今八十年代以前的古玉研究书籍中也找不到“红山文化古玉”的字样。直到1981年红山文化古玉才被正式公布，它是史前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一直被埋没了五千多年。当时，红山文化时期的部落数以万计，每年定期(原始宗教历法)和不定期(自然变化、族人生死)的祭祀活动，数以千计。可想而知祭祀用古玉制品数量之大，但那必定是五千年前的史实。而今，偶得一件红山古玉精品仍是古玉中的稀世之珍，因为它是尚无金属工具时代的史前玉雕艺术作品，弥足珍贵。有资料显示，80年代国内外红山古玉真品不超过三百件。据本人粗略调查，目前国内外“红山古玉典型器”真品存世数量估计在一千件左右。其中大部分在实力雄厚的私人收藏家手中，其次为国内外各大博物馆珍藏。由于红山文化古玉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考古价值均居世界远古艺术之首位，它的发现又为中华民族在世界古代艺术领域里获得一块光辉耀眼的“金牌”。所以任何一件典型“红山古玉”艺术精品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去衡量的。它是中华文明的曙光，是华夏儿女的光彩、是炎黄子孙的骄傲。
红山文化感悟100字 第9篇
关键词：红山文化；社会性质；古国；酋邦
一、苏秉琦先生的相关理论和论述
苏秉琦先生站在世界历史的时空高度来评估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及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他用凝练的语言将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古国和二千年中华一统实体。”认为修国史（古史）的核心问题：“一是国家起源；二是民族文化传统。”中国古史经历了人类文明起步、从氏族到国家、国家起源和发展的三部曲的历史进程。他指出，世界三大古文明中心的西亚北非、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中南美洲都经历过类似的发展过程和历史阶段，即从氏族到国家，国家又经历了从古国到帝国的不同历史阶段。
苏秉琦先生认为文明的起源就是从氏族到国家，换句话说文明的起源就是国家的形成问题。苏先生说：“文明起源，我意就等于_《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另一种简化的提法。”①认为约万年以来，中国六个主要文化区大致都经历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历程，以后又从古国发展至方国，最后汇入中华一统帝国的三个国家发展阶段。这一历史进程，大体上可划分为：距今6000到4000年的古国阶段；4000到2000年的方国阶段；2000年左右进入帝国阶段。古国阶段以北方的红山文化、山东的龙山文化、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为代表；方国阶段以夏商周至春秋战国为代表；最后到秦汉时期形成了统一的。这三个阶段循序渐进，依次发展，脉络清晰，构成了中华国家的发展史，同样也是一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②
苏先生指出，燕山南北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最早，比中原地区先行一步，约距今8000年就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至距今5000年前进入古国阶段（约当于红山文化时期），即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以上两阶段均早于中原，中原至距今4000年前进入方国阶段（相当于本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距今2000年前汇入帝国。这就是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进程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属原生型的国家起源和发展模式，即所谓的中国文明起源的“北方类型”。
苏先生认为，距今五、六千年间的红山文化，特别是在它的后期，社会发展出现了飞跃，已率先跨入“古国”阶段。③其主要根据是：燕山南北地带辽西凌源、建平、喀左三县交界地带发现了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特别是那座直径60、高7-8米，顶部有冶铜坩埚残片的“金字塔”；三县交界处方圆数十平方公里范围内只有宗教祭祀遗址而缺乏居住址的情况，以及在赤峰小河西发现的一平方华里的“城址”等。④不过，朱乃诚先生认为，上述所列后三项根据并不明确，所以苏秉琦先生后来在论及红山文化为古国时，不再将上述后三项内容作为论证的根据，并且带有更大的推测语气了。⑤
在此，最关键的是如何理解“古国”的内涵，以及红山文化晚期是否进入“古国”阶段问题。关于什么是“古国”，苏先生并没给出直接、具体的界定，而只是在不同论述中提及，如“属于国家形态演进的第一阶段”，⑥表明社会已进入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阶段，⑦已经产生了基于公社又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⑧这一社会想必也会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分化。而国家形态演进的第一阶段，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社会组织形式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这种社会的具体结构、形态和特征如何，它在国家起源历程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等问题，苏先生并未明确阐释，这些问题尚需做进一步探讨。
二、郭大顺、杨伯达、于建设先生的相关论述
郭大顺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文明曙光，其社会已经进入了“原始文明”或“早期国家”阶段。⑨其根据是：红山文化“玉器中以龙形玉为代表的神化动物题材的玉器群占有主要地位，它们制作规范化、专门化程度之高、使用等级化之严格、所反映的浓厚神秘色彩的思想意识以及造型、纹饰与商代玉器的接近，都似不是原始氏族公社所应具有的”。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址全部使用石材砌筑，南圆北方，左右对称，这同以往所知新石器聚落布局差异甚大，有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特点。牛河梁红山文化大型坛庙冢是中华5000年文明曙光的又一象征。⑩他指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于三代之前，即四、五千年前应有一个‘早期国家’阶段，这个早期国家阶段虽然具有不成熟性和过渡性，却已经或正在经历着从氏族到国家演变过程中质的转折。”{11}
有一种观点认为红山文化是一种“神本社会”。杨伯达先生从中国的玉器起源与发展角度，提出了中国历史曾经历一个“神玉、王玉和民玉”的发展历程。据此，于建设先生认为，从社会形态发展和演变角度来看，中国曾经历了一个“神本、王本和民本”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华文明曾经历了漫天星斗式的孕育，以“古国”为起点，经历“方国”到“帝国”，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与此相适应，中华文明的整合机制也经历了神本社会、王本社会、民本社会的不同发展过程。在此，神本社会对应着“古国”，它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初始阶段。{12}于建设先生认为，“神本社会”是以对天神、祖神的普遍而高度信仰为前提，以祭祀神灵，祈求其降福、避灾为主要活动和目的，以“巫者”为中心，客观上形成的管理与整合社会的体制与机制的社会。“神本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以神灵为中心，神灵居于整个社会的核心。他指出，放大到宏大的时空视野来看，神本社会可能有普遍性。王巍先生提到，距今6000至4000年这两千年期间，在我国“与原始宗教和祭祀相关的遗迹、遗物大量涌现，其数量、规模和分布范围较之于公元前4000年之前有了较大的变化。这种情况表明，原始宗教与祭祀在此期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原始宗教在人们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由此导致了祭祀活动的经常化、仪式化及祭祀用具的礼器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某一地区、某一集团特有的现象，而是在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的现象，表现出相当程度上的共性。虽然各地的原始宗教的内容和形式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各地原始宗教的发展在促进社会阶层分化和首领权威的树立及显贵家族的出现和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却是共同的”。{13}我们发现，距今6000年也正是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氏族走向瓦解、文明起源的起始阶段，而距今5000正是“古国时代”。于建设先生认为，中国在夏商周三代之前，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神本时代”。这个时代大致从新石器中期开始，向后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的中期。他认为，王本社会的出现与神本社会有着必然联系。神本社会为王本社会的形成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中华文明正是由于经历了漫长的神本社会，从而导致它最终走上了高度集权的王本社会。古国时代正是中华文明坯胎形成，孕育时期。而且这个时期更具特殊性、复杂性和漫长性。于建设先生指出，神本社会以对天神和祖先的崇拜为中心，并由此形成了中国文明的两大特征：“一是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即以理性化的巫神传统，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宗法传统。“两者紧密相连，结成一体，并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他认为，夏商西周时期统制阶级所使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继承了远古社会形成的神权思想和宗法思想，而神权政治和宗法制度构成了中国上古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
由此，于建设先生将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概括为“神本社会”，更确切地说，红山文化正是神本社会的颠峰时代。{14}他指出，大量考古实证表明，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红山古国，到青铜时代的夏商，曾出现过高度鬼神化的、发达的祭祀现象，这正是神本社会的充分表现。关于红山神本社会的具体特征及所处社会阶段，于建设先生认为其利益分化并不严重，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结构并未发生解体，社会处于氏族社会晚期阶段，人们依然过着原始平等、民主、协作的生活。其结论是：红山古国社会是以氏族血亲制度为基础，以共同的信仰为纽带的原始宗教同盟。这也即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源于氏族公社又凌驾于氏族公社的高一级社会组织形式。
杨虎先生依据在牛河梁遗址群发现的小铜环、坩埚片，在敖汉旗西台遗址发现的铸造钩形铜饰件的陶合范、平面为“凸”字形的围壕聚落，以及在东山嘴、牛河梁等地发现的“坛、庙、冢”与玉器等遗存，认为红山文化处于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文明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日益成熟，即将迈进文明门槛的阶段。{15}
张永江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和后红山文化处于母系社会晚期和父系社会萌芽阶段。如果说红山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尚嫌证据不足的话，说它已经达到史前文化的发达阶段应该是无可置疑的。{16}
三、酋邦理论与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及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引入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酋邦”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乃至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属于前国家的“酋邦”阶段。
“酋邦”是西方学者根据民族学、人类学提出的一种早期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一个阶段，它介于平等的部落社会与阶级社会之间。
1962年，美国新进化论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Elman R. Service）在其出版的《原始社会结构》一书中，根据夏威夷群岛民族学资料，将原始社会的演进过程分为游团（bands，地域性的狩猎与采集集团）、部落（tribes，一般与农业经济相联系）和酋邦（chiefdoms，初步不平等的酋长制社会）三个连续发展的进化阶段。1975年，在他出版的《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正式提出了游团、部落、酋邦和国家（states，阶级社会）四个社会发展阶段学说。
据塞维斯的界定：“酋邦是一个介于平均主义与强制性国家之间的复杂社会，具有集中的政治体制，等级制的世袭使它具有一种贵族社会的性质，但是它缺乏国家所拥有的那种权力垄断的强制力量，酋长一般通过宗教仪式来实施社会管理。”酋邦的结构普遍是神权型的，酋长或祭司一般通过宗教仪式来行使自己的权力使民众臣服。{17}“酋邦社会是部落社会之后、国家社会之前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一个等级制政教合一的社会，也可以说是部落社会向国家社会过渡的中间环节”。酋邦是“具有一种永久性协调机制的再分配社会”。在塞维斯提出的社会演进图式中，“酋邦”被视为前国家阶段最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18}
国内学者以酋邦理论来概括中国史前社会，论述颇为详尽的是龚缨晏。他于1995年发表的《略论中国的史前酋邦》一文对此做了系统阐述。{19}他认为自公元前3500年开始至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是中国文明产生的关键时期。国际学术界通行的“酋邦”概念能够正确地概括这一时期的历史。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中国史前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进入一个全新发展时期。该时期主要考古学文化有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中游的后期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长江下游地区的良诸文化等。
从考古学上看，该时期的中国史前社会表现出以下一些特征：第一，当时农业生产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人口增多，聚落密集。第二，各地社会分化日趋严重。第三，贵族内部存在着等级结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是典型的实证。第四，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红山文化东山嘴遗址和牛河梁大型祭祀遗址充分说明宗教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第五，一个社会政治单位由几个村落组成。东山嘴、牛河梁这些大型祭祀建筑，不可能由一个村落所能建成，也不可能仅为一个村落所使用。这说明跨村落的统一的地域组织已经形成。第六，存在着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体系。牛河梁遗址考古发现“表明各种神职人员以及专业化艺术匠人已经作为特殊阶层出现”，这些专业人员所需食物及其它生活资料是通过社会财富再分配体系而获得。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者，就是社会的管理者。第七，国家尚未产生。当时社会的最高首领集军权、_、神权于一身，但他并不是国王，他还不具备像国王那样的至高权力，他主要依靠“宗教”手段来“统治”。龚缨晏认为，采用“酋邦”概念研究中国史前社会，是因为这个概念和范畴所包含的内涵基本上符合我国考古学材料所反映的实际情况：社会分化、大型公共建筑的出现、贵族佩带特殊玉饰标示其地位与权力、宗教意识浓厚等。同时，世界各地不同时代的酋邦所表现出的基本相同的特征也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中存在着统一性与规律性，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一致的。
王立新先生将酋邦理论与红山文化考古实证联系起来，对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及其社会发展阶段做了深入的分析，{20}认为距今8000年至5000年间“辽西区”（考古学文化上的概念）人类社会由最初分散的村落组织，到出现部落，再到酋邦，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演进过程。与赵宝沟文化相比，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组织的整体发展是一次明显的飞跃，其突出标志就是出现了超部落的社会组织――部落之间的联合体。认为红山文化部落联合体在一些方面已接近以三代社会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特征，但其政治组织形式距三代尚有一定的距离，当属于一种前国家阶段的复杂社会。
王立新指出，红山文化这种部落联合体与西方人类学界所描述的酋邦社会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确已具备了酋邦社会的最根本特点即社会分层。不仅出现了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的权力阶层，而且权力阶层内部也有明显的等级之分。认为至少牛河梁遗址群所对应的部落联合体已是酋邦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是一种以团体为本位的复杂酋邦社会。这集中表现在联合体有共同的信仰和崇拜对象、共同修筑大规模的公共设施、最高阶层由来自联合体内的各个群体的成员共同组成等。牛河梁遗址所反映的管理层中的两级决策机构正是衡量上述复杂酋邦社会的一个最实质性标准。
于建设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已进入了人类学家所表述的“酋邦”时代。不过，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还只是初步具备了酋邦社会形态，处于酋邦社会的初级阶段。红山文化并非夏代之前“万邦林立”、“禹会诸候，执玉者万国”的典型酋邦时代。红山文化与千年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相比较，后者更具备酋邦社会的典型特征。{21}
综上，可以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应属于前国家的酋邦阶段。苏秉琦先生的古国概念尚有很大的模糊性，如果把古国定义为早期国家阶段，那么红山文化可能并不能被称为“古国”，因为红山文化并不具备国家的主要特征。即便这里是“早期”国家的提法，它仍然是“国家”的范畴。考古实证，红山文化无疑有“神本”社会的特征，但“神本”只是酋邦社会的一大特征，将其作为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缺乏充分的涵盖性。因此，将红山文化晚期定义为酋邦阶段是比较妥当的，因为，红山文化晚期的诸多特征与西方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描述的酋邦社会极为相似。而塞维斯本人也把酋邦视为东方前国家时期的普遍形态。对于红山文化与酋邦理论的差异性，红山文化的消失，都可以在酋邦理论的多样性和“轮回”说那里得到合理解释。红山文化的消失，很可能是环境的恶化导致整个社会原始信仰体系的崩溃，进而使得酋邦社会走向瓦解，没能产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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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白云翔.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J].考古，1992，（6）：526.
②苏秉琦.苏秉琦文集（三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
③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J].文物，1986，（8）；邵望平，汪遵国.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J].东南文化，1993，（1）：1-17.
④邵望平，汪遵国.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J].东南文化，1993，（1）：12.
⑤朱乃诚.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和尚待研究证实的两个问题――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J].东南文化，2008，（1）：11.
⑥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J].文物，1986，（8）；邵望平，汪遵国.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J].东南文化，1993，（1）：1-17.
⑦邵望平，汪遵国.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J].东南文化，1993，（1）：12.
⑧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J].文物，1986，（8）.
⑨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J].文物，1984，（6）.
⑩白云翔.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1991年11月27-30日）[J].考古，1992，（6）：541-542；孙守道，郭大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J].人民画报，1986，（8）.
{11}白云翔，顾智界.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1991年11月27-30日）[J]考古，1992，（6）：542.
{12}于建设.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A].赤峰学院学报――红山文化研究专辑[C].2008（第1辑）：51-54.
{13}王巍.论原始宗教与祭祀在王权与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J].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2）.
{14}于建设.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A].赤峰学院学报――红山文化研究专辑[C].2008（第1辑）：51-54.
{15}杨虎.辽西地区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考古文化序列与分期[J].文物，1994，（5）.
{16}张永江.论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哲社版），1990，（2）：41.
{17}陈淳.酋邦与中国早期国家探源[DB].http：//.cn/emd/中国学术，2012-3-12.
{18}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李宏伟.两种国家起源模式的比较研究――国家起源道路新探[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73.
{19}龚缨晏.略论中国的史前酋邦[J].杭州大学学报，1995，（2）：30-35.
红山文化感悟100字 第10篇
[关键词]高校思政课教学；大别山红色资源；红色资源价值；利用路径
一、加强大别山地区红色资源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运用的必要性
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形势的变化的加深，“95”后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个性化的加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严峻的形势逼迫我们必须探索高校思政教育的新方法、新路径。红色资源作为宝贵的历史资源、教育资源，科学地将其转化为优质的高校思政课教学资源，是提高高校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内在选择，也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
（一）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报告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桥梁作用，通过恰当的方法、合适的路径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使大学生在接受红色文化熏陶的同时，进一步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红色资源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红色资源所蕴含的不朽的革命精神和丰富的红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的本质要求有了高度的契合。所以将红色资源充分运用到高校思政课的教学中，不仅提高了红色资源的重视度和利用率，更重要的是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实现了内在需求和外在要求的高度统一。
（二）是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内在要求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不竭源泉。中华民族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孕育了中国精神，中国精神作为兴国强国之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和精神动力。在伴随着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文化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资源所蕴含的红色文化不仅充分地体现出了当代中国_执政的合法性，而且也印证了它对社会主义发展时期各种文化思潮的指引性。大别山地区红色资源所蕴含的红色文化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需要当代大学生去了解、去学习、去继承、去发扬。大别山地区的红色资源作为优质、稀缺、综合的教育资源，将其运用到高校思政课的教学中，加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意志品格、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以及爱国主义教育，是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内在要求。
（三）是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举措
面对“95后”大学生群体出现的思想认识多元化、价值判断复杂化、个性发展多样化、教育诉求多元化趋势，提高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刻不容缓。要切提高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就是要让大学生“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断增强他们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大别山地区的红色资源的内生性和崇高性决定了它是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只要加以合理利用，就能将其独特的效能和性能变成“95”后大学生能够“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优质资源，成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民族精神教育、人生观教育、革命道德教育以及人格修养等方面的重要内容，引导他们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坚定理想信念，励志刻苦学习，积极投身实践，不断激发他们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热情，真正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二、大别山地区红色资源对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价值
合理地将大别山地区红色资源运用到高校思政课的教学过程中，是提高高校思政教育的时效性的重要举措，也是大别山地区红色资源高效利用的内在要求。大别山地区红色资源的内在教育性、外在的崇高性以及价值的民族性会对“95”后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取向、思想观念的形成以及审美情操的熏陶等方面的教育和引导产生积极教学效果。
（一）有助于增强大学生高度的民族认同感
大学生肩负着人民的重托、历史的责任，是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中坚力量。当前，部分大学生民族意识不强，民族精神淡化，民族精神的培育现状不容乐观，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求我们必须寻求新方法、新路径。红色资源是中国_在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解放、人民幸福的漫长曲折的过程中形成的，蕴涵着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的内容。而大别山地区遍布着丰富的红色资源，而这些红色资源内涵的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则是有效缓解“95”后大学生民族认同感较弱的良药。只要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加以合理利用，就可以有效化解大学生民族意识淡化的危机，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
（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坚定的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核心，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正是大学生乘风破浪、搏击沧海的灯塔和动力之源。我们要利用好大别山地区红色资源在理想信念教育方面的独特作用，通过亲身体验、情景模拟等形式，重温革命故事，体验革命精神，“真听、真看、真感受”真真切切的去感受_人的革命情怀和高尚品格，使大别山地区红色资源与高校思政课教学更好的结合，引导学生通过观察、思索、选择、实践，最终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
（三）有助于提高大学生高尚的品格修养
大学时代，是大学生形成高尚品格的关键时期。帮助大学生提高人格修养是高校思政课的首要任务，为保证这一优秀群体不要偏离人格规范的轨道，提高其整体的核心竞争力，思政课教学必须改革，必须创新。大别山地区红色资源包含着崇高的革命精神，只要将其合理地融入到思政课教学中，通过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的创新，寓教于乐，就能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提高大学生的品格修养，让红色资源不断地绽放出无穷的魅力。
三、大别山地区红色资源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开发与利用的路径
（一）科学整合大别山地区红色资源
首先，高校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红色资源发展规划，以减少在开发利用过程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要紧紧围绕“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这一指导思想来确立红色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规划；同时要树立利用传承与保护并重的战略思想。其次，高校要加大对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投入，确保红色资源的顺利转化。大别山地区红色资源底蕴深厚，开发优势明显，但由于其资源分布的广泛性和稀缺性，开发的难度也较大。因此高校必须配备专项资金和专业人员，才能保障大别山地区红色资源能够顺利转化为优质的高校思政课教学资源。最后，高校要建立开发与利用大别山地区红色资源的长效机制，确保红色资源的有序利用。要加大监管投入，成立专业的管理队伍，科学立项，加强管理，确保开发利用的安全性。同时，完善管理与监督制度，确保做到开发与保护并重。
（二）构建以大别山地区红色资源为内容的教育平台
首先，高校可以开设大别山地区红色资源教育的独立课程。成立人员结构合理的专门的教学团队，将大别山地区红色资源合理地融入到高校思政课的教学中，同时加大对大别山地区红色资源校本课程的开发的力度。其次，高校可以成立大别山地区红色资源教育研究中心。通过发挥研究中心的作用，用最新的科学成果开展教学活动，科学合理地将大别山地区的红色资源转化为优质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提供相应的支持，鼓励校内外专家学者对大别山地区红色资源的深度挖掘。最后，高校应该健全对大别山地区红色资源教学的评价机制，进而提高思政课的教学的质量。从课堂讲解到课外活动，从理论研究到课外实践都要有完善的反馈机制和奖惩机制，真正提高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丰富以大别山红色资源为主题的校园文化建设
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的地域特点、校史校情以及校园文化精神的特点，定期出版以大别山地区红色歌曲、红色戏曲、红色故事为主要栏目的校园刊物，深化大学生们对大别山地区红色资源的认识和感悟，真正地让红色文化进书本、进头脑。
红山文化感悟100字 第11篇
关键词:红山文化;勾云形器;艺术形式;带齿兽面纹佩;母题;演化;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红山文化是我国北方地区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6500-5000年,其得名于上世纪30年代在内蒙古赤峰发现的“赤峰红山后遗址”,后经数代学者的不懈努力,现已在其分布的范围和年代的跨度以及基本内涵等许多问题的探讨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在当今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化视野下,红山文化成为中华文明源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明发达的程度之高,使得“与此同时代的中原地区,迄今还未发现能与红山文化坛、庙、冢和成批成套玉礼器相匹敌的文明遗迹。” [2] 红山文化玉器以其优良的质地、独特的造型、精妙的工艺以及神秘的蕴涵,在中华玉文化中独树一帜。在众多玉器品类中,有两种玉器特别引起论者的注意,即勾云形器和带齿兽面纹佩。本文为行文方便,采用杜金鹏等学者的做法,将此二器合称为“勾云形”类玉器[3](图1、2)。
勾云形器和带齿兽面纹佩在形制与工艺上有着一定的相似,如整体皆为片状的横长形,周边薄而有刃,器身均镂雕出卷曲的弯勾。在器身的四隅,亦有呈翻卷状的弯勾。多数器物至少有一侧表面刻有浅凹槽,并且走向与器体结构一致。对于此类玉器构造祖形的研究,各家众说纷纭,未成定论。而对于此类玉器的考古类型学上的演化探讨,由于缺乏可靠的地层依据,各家之说更是林林总总,莫衷一是。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勾云形器和带齿兽面纹佩形制特点的分析,尝试对它们的装饰母题和相互关系进行探讨,通过考古类型学中的标型学与“逻辑关系分析法” [4]的运用,尝试对它们形制上的发展演化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的证据。
一、勾云形器:“龙”的演化
勾云形器的造型与带齿兽面纹佩近似,所不同的是其器身仅有一枚卷勾,下部也没有成排的“兽齿”,且四隅的卷勾形状较为简洁。对于勾云形器构造祖形的研究,已有众多学者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主要有动物说、云气说、玫瑰花说、旋目兽面说等[5]。本文倾向于动物说,认为勾云形器构造的祖形当为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物――玉龙,且勾云形器是由玉龙不断图案化、抽象化发展演变而来。
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的农民曾掘出一石质蜷体龙形器,后经专家确认,该器为玉质,属红山文化器物(图3)。此器高26厘米,整体呈“C”形,墨绿色玉质,通身琢磨,背部居中有一穿孔,吻部前突,眼为梭形,头后有长鬣贴身高扬,造型遒劲有力,潇洒飘逸。玉龙的出土曾引起巨大轰动,学者最初考证其属于红山文化[6],新近的观点认为其可能晚至夏家店下层时期[7],但笔者仍认为这件玉龙可能是红山文化的遗物[8]。玉龙的造型颇为奇特,其很有可能由红山文化的另一类玉器――玉猪龙演变而来。玉猪龙以辽宁建平所采集的一件最为著名(图4),该器通高15厘米,整体为i形,缺口处首尾相接,肥首大耳(似猪),圆目,面部阴刻褶皱,吻部微突,并有两对獠牙外露。而玉猪龙的祖形则可上溯到早于红山文化的查海遗址所出玉i,红山文化玉猪龙很可能是在查海玉i的造型基础之上,通过添加具象的猪首而制成。红山文化的这类俯首勾尾的玉器造型,影响波及黄河下游与江淮流域的诸原始文化,并影响了后世商周玉器的制作。
以上简要讨论了从玉i到玉龙的演化过程,而从玉龙到勾云形器的演化,则是这一演化过程的质变与飞跃,这是玉龙从相对的具象形到抽象的几何形的演化。张朋川先生在论述仰韶文化彩陶纹样的发展演变时曾指出“原先表现单一氏族或部落的纹样,尤其是写实的拟生性纹样,已不能表现范围更广的部落联盟的远为复杂的内涵,因此必须进一步去设计和创造新的复合纹样,这样就由写实的具象纹样经过分解、简化又复合成示意性的意象纹样。” [9]可见若从此角度出发,玉龙造型演化的质变,也应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从玉龙演化为勾云形器,有一个关键问题必须指出,即杨泓先生所讲的关于玉龙的放置习惯问题:“龙背居中有一穿孔,如系绳悬挂,全龙呈垂首拱背钩尾的形态,并不象今日人们在照片上所见被摆成钩体昂首向前的样子,那只表明有些现代人并不了解古人的审美观念也不懂得如实复原古物形态之重要。” [10] 若将玉龙横向放置与勾云形器作对比,就会发现勾云形器的主体部分正是首尾相接的龙的形状。因此,勾云形器为玉龙的演化无疑。
从玉龙到勾云形器的演化中,存在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即勾云形器中除龙首后的“长鬣”状卷勾外,其余三个卷勾的添加是出于何种目的?若以现代眼光观察,系绳悬挂的“垂首拱背钩尾”的玉龙,在视觉感受上的不平衡性显而易见,若在其周围添加三个卷勾,则整体上更趋于均衡与稳定,这只是出于视觉感受的考虑。采取这种处理方式,其结果并未减弱原有形象的视觉效果,又由于形式上的更加对称、均衡与稳定,这种视觉效果反而会有所增强。这正像张晓凌先生曾指出的:“在拟形器的发展中,主体审美意识中的抽象能力不断以节奏、韵律、组合、构成等因素去影响并强化相应的造型观念,以致成为制作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构形趋势。” [11]
二、带齿兽面纹佩:“^”的变体
红山文化玉器中有一部分是象生的动物形圆雕,计有猪、龟、蝉、鸟等。其中,鸟形玉器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在工艺、造型和风格上具有一致性的特点,如造型多为扁体,形象概括简练,常用平行的凹线来表现翅羽,因此较为生动地塑造出了展翅高飞的鸟形象。红山文化中的鸟形艺术品,在辽宁阜新胡头沟[12]、喀左东山嘴[13](绿松石质)、凌源三官甸子[14]、建平牛河梁[15]、内蒙古巴林右旗[16]等红山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也有一些采集品为部分博物馆所收藏。对于这些鸟形象,发掘报告中或称为鸟,或称为^、鹰,并未明确指出定名的标准。钱益中先生通过敏锐的观察,指出红山玉器中的鸟形器“均显露出鹰科猛禽的主要特征”,并根据其头上有无两簇突起,细致地区分为“^”与“鹰”两大类[17]。图5所示^形器,双翅平展,尾羽张开,作展翅欲飞状,双翅与尾羽用线纹刻划出齐整而有序的羽毛。头部较为写实,呈倒三角形,顶部刻划出^类猛禽所特有的“翎毛”,眼部也予以较真实的表现,喙部较尖,背部有一对“牛鼻孔”,供穿绳系戴之用。所谓牛鼻孔,是指在器物的同一侧先打出两个紧挨着的外大内小的孔,孔并未穿透器物,然后再斜向将两孔打穿。在红山文化中出现的鸟形器应与当时人们的图腾或巫术信仰有关,而并非出于单纯的装饰目的。红山文化地处上古之时的“东夷”文化区,而恰恰就在这一地区,有着坚实而悠久的以鸟作为其艺术形象的传统。[18]
图5 玉^(辽宁阜新胡头沟出土)以上简要论述了玉^的造型特征,下面是对带齿兽面纹佩的探讨。由于其器身上呈对称分布的由卷勾组成的巨大“双目”、器身下部并置的一排齿状物及其两侧的“獠牙”,学者将其定名为“带齿兽面(动物面)纹佩”。[19]又由于带齿兽面纹佩奇特的造型特征,使学者们专注于对其构造祖形的讨论。有学者指出其构图特征与后世的饕餮纹极为类似,认为是早期形态的饕餮纹形象,[20]也有学者敏锐地指出了其与鸟类玉器的相互联系。[21]若仔细分辨带齿兽面纹佩的基本特征,依然会发现其与玉^的造型特征十分接近。虽为横长形的片状透雕,带齿兽面纹佩表现的仍然是一展翅欲飞的^鸟形象。图1中的带齿兽面纹佩两侧的卷勾明显表现的是^的翅膀,其上有随卷勾形状变化的浅凹槽。器身上部隐约的两个突起,正是^类猛禽头顶上的两簇“翎毛”,下部的一排齿状物,当为颈上的羽毛或为展开的尾羽。此外,更具^的造型特征的是一对处于同一平面上的卷勾状的双目,在众多的禽鸟类中,唯独^类的两眼处于同一平面上。因此,带齿兽面纹佩虽然在形式上与玉^一类的圆雕作品有很大的出入,但在构形的处理手法上确十分相似。故本文认为,带齿兽面纹佩表现的极有可能是^类猛禽,因此可视作玉^的变体形式。
由于“带齿兽面纹佩”的出土和传世数量相对较少,对其形制的来源问题一直困扰着学界,其总体面貌虽近于^鸟的形象,但并非是从圆雕的玉^直接演化而来,实际上应与勾云形器类似,同样与玉龙的形制有密切的关系。史前时代的许多图形、图像均具有多元性、复杂性的特点,其形象可能是由多种装饰母题拼凑而成,以用来表达当时更深、更广的复杂社会内涵。“带齿兽面纹佩”整体上虽为^鸟的表现,但其最初的构形则应是由玉龙“两两相背”拼合而来(图6),也有学者认为其应是由两件“勾云形器”拼合而成[22],由于勾云形器本身就是从玉龙演化而来的,所以两种结论并不相悖。1983-1985年发掘的牛河梁遗址群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4号墓[23]出土的两件相背放置的玉猪龙,虽尚属孤例,但或可以解释带齿兽面纹佩构形的最初来源(图7)。对于这种通过一种装饰母题的组合来表达另一种装饰母题的原因,应与当时复杂的
社会背景有关。此外,两两相背的玉龙由于组合方式的不同,还出现了与带齿兽面纹佩不同的样式,如图8所示,此器主体部分亦由两条玉龙相背结合而成,但两卷勾呈中心对称分布。王仁湘先生曾将此器定为带齿兽面纹佩的变体形式,这是可取的。
三、大致的演化与相关佐证
关于“勾云形”类玉器类型学演化方面的研究,由于缺乏可靠的地层依据,红山文化的分期问题尚未解决,因此“勾云形”类玉器形制演变的情况还很难确定,目前仅能对其进行标型学的分析与逻辑上的推理。不同的学者由于其自身的直觉感受以及知识背景的不同,得出的结论往往各不相同,甚至会有所背离。且利用此种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是否一定接近历史的真实,还有待商榷。因此,这仅是一种理想化的处理方式。目前,将“勾云形”类器分作带齿兽面纹佩与勾云形器两大类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但在二者之下如何继续分型并在同一型下进行式的演化的探讨,由于材料所限,难度颇大。而关于各式在演化过程中的相互影响问题,更是无从下手。本文亦不能解决此问题,但对其形制大致演化的方向可以略作探讨,并寻求相关的佐证。
如果以进化的眼光来观察史前的许多美术作品,其形制的演进似乎遵循着一条客观规律,即张朋川先生所讲的“走向意象表现之路”[24],李泽厚先生所讲的“由写实的、生动的、多样化的动物形象演变成抽象的、符号的、规范化的几何纹饰”[25] 这一总的趋势和规律,半坡鱼纹的演变即为典型一例。究其原因,可能与绘制技巧的提高有关,或与原始审美思维的不断深化有关。这一规律无疑体现了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不断提高、认识能力的不断深入以及审美能力的不断增强。而后期的抽象纹样虽摆脱了其早期的具体形象,但是带给人们的却是一种更加具有形式感、普遍性与易读性的形象。因此,带齿兽面纹佩与勾云形器的演化,或许也遵循着这一规律(如图9、10)。从勾云形器的演化序列中可以看到,玉龙这一具体的“动物”形象,在随后的演化过程中,早期还留有其造型的特征,但越往后期发展越趋向规整,以至最后变为完全抽象的几何造型。还有一点应当指出,某一具体的动物形纹样,在经历了抽象化、图案化的发展演变过程之后,其原先的具体形象,并不会完全消失殆尽,而被另一种具体的形象所完全替代。因此,尽管带齿兽面纹佩与勾云形器晚期均变为了抽象的几何形,但其还是保留了其祖形的显著特征。此外,本文所提出的演化序列,限于所见带齿兽面纹佩多为公私藏品,勾云形器亦缺乏可靠的地层依据,所以仅是一种推理与猜测,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且这种演变并非单线进行的,应当有若干的纵向演变及横向的交错影响。图11所示的勾云形器,两侧卷勾明显具有带齿兽面纹佩的特征,或为二者相互影响的产物。
“勾云形”类玉器的发展演化,还可从钻孔工艺的不断提高以及佩戴方式的转变中寻求佐证。早期的勾云形器,常在龙背部居中钻有一孔,多为对穿,孔径外大内小,对接处往往会错位,这种孔应是供穿绳系戴之用。随后,在勾云形器上出现了并列的两到三个对穿孔,或许是为了穿系的方便以及提高穿绳之后的稳定性。然而从穿系的功用上看,勾云形器背面的牛鼻孔则显示出钻孔工艺的不断提高以及佩戴方式的逐步完善。牛鼻孔虽早已出现在圆雕的玉器中,但在薄片状的勾云形器上出现应当略晚,往往处在器身背面的四隅(图12)。牛鼻孔的优越性在于既不会破坏器物正面的整体性,又在防止器物在佩戴过程中来回翻转的问题上比对穿孔的稳定性要强得多。此外,钻有牛鼻孔的勾云形器亦有可能被缝缀于衣物之上,而非穿绳佩戴之物。图13所示勾云形器“龙背”处虽有三个穿孔,背面无牛鼻孔,但这三个小孔的孔径内外相等,工艺水平仍较对穿孔为高,当为晚期作品。且此器右下侧亦有两个小的穿孔,从这两组小孔边缘的横向磨痕来看,此器亦很有可能被缝缀于衣物之上使用。同时,由于佩戴方式的改变,勾云形器从早期的两面均琢有凹纹转变为晚期的仅有一面琢有纹饰。因此,通过观察钻孔方式以及佩戴方式的变化,确可以为“勾云形”类器的器形演化发展提供时间先后的佐证。
四、结语
红山文化感悟100字 第12篇
下午，我和妈妈一起去风景如画的红山公园游玩。
走进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蛟龙戏水”。只见两只巨龙蜿蜒盘旋在一座假山之上，张着血盆大口向四面八方喷射出一柱柱水流，姿态不一，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壮观。
我们沿着林荫小路向前走，美丽的玉盘湖就展现在了眼前。玉盘湖的湖水静得像一面镜子，绿得像一块碧玉。湖水清澈见底，几只游船在湖面上慢慢地滑过。我和妈妈也乘上一条小船，在湖水里悠然自得地划行着。坐在小船里向岸边望去，花木葱茏，垂柳依依，鲜花明艳，令人赏心悦目，美不胜收！
划完船，我和妈妈走过一座拱形的大石桥，就来到了游乐园。这里有着许多种游乐设施，如：双人飞天、海盗船、碰碰车和跑马场等。
在跑马场里，一匹匹马儿精神抖擞，甩动着漂亮的尾巴，可爱极了！我迫不及待地让妈妈帮我挑选了一匹黑色的小骏马，我从来都没骑过马，刚一坐上马背，还没等我坐稳，那小马已经飞快地跑了起来。(⊙o⊙哦！差点儿把我从马背上甩下去，幸好我迅速抓住了缰绳，才保持住平衡，真是吓出了我一身冷汗！小马带着我在马场里一圈圈欢快地奔跑着，身边凉风习习，感觉像是在广阔的大草原上驰骋，惬意极了！
最后，我们来到了全区有名的荷花池旁。每到荷花开放的季节，这里便会游人如织，络绎不绝。你瞧，那么多的荷花，一朵有一朵的姿势。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有的花瓣全展开了，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还有的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不敢伸出头来……。好一幅婀娜迷人的画卷！
转眼间，天色暗了下来，我和妈妈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红山公园。今天玩得真开心，我喜欢这美丽的红山公园！
红山文化感悟100字 第13篇
我的家乡是内蒙古赤峰，那里有美丽的红山，有一个公园把红山包围了起来，因为山是红色的，所以人们把那座公园叫做“红山公园”。刚走进红山公园的大门，会看到一座假山。假山上有一条威猛的龙。它的前爪使劲的抓住假山上的其中一块石头，张着血盆大口，真像活了一样。假山上的石缝里淙淙的流着清澈的水，一直流到了假山下的石缝里。池塘里有许多红色的小金鱼，它们都在自由自在的游动着。
再往里面走，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座石拱桥。桥上有两排石柱，上面雕刻着非常精美的图案。下了小桥，就会闻道丁香花散发出的一阵阵清香。再向里走就会看到一个又绿又大又静的湖。湖上还有许多垂钓和划船的人。公园里还有一座亭子。这座亭子矗立在水天相接之处，人们要爬好长好长时间才能爬上去。到了上面，人们可以观望风景，可以休息一会儿，还可以乘凉。哈哈！我家乡的红山公园就是这样的美，如果我把你给说动心了，那就赶快来赤峰看看吧！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家乡的红山公园！
红山文化感悟100字 第14篇
关键词：红山文化；胡；呼；萨满
赤峰地区位于中国北方辽河流域，史前文化非常发达，并且独具特色，自成体系，是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史前文化区。经过70多年的田野考古出土资料的积累及史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的不断考证，史学界最终将该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小河西文化等文化类型。
2012年之夏，赤峰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沟村出土的一尊陶人，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被称为“是一次神奇的考古发现”。通过对65个残片的复原，一尊距今约5300年，整身、盘坐、戴冠、口呼状磨光红陶人像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尊陶人高55厘米，中空，呈筒状，外表通体磨光，局部施黑彩；双腿弯曲，双脚相对，盘腿而坐；双臂自然下垂，臂肘弯曲，双手交叠，右手在上，搭放在双脚上；头部戴冠，长发挽起，并用条带状饰物捆扎，形成横向的发髻，额顶正中还有一个横向长条状饰物；五官清晰，神态逼真，额顶饱满，眼眶周围内凹，双目呈圆形，炯炯有神，双眉及眼球施黑彩；鼻梁挺直，鼻头略宽，鼻孔与内侧中空部通连；①脸颊明显向内凹陷，外侧线条分明；口部隆起，呈呼喊状；人中清晰可见，下颌呈圆弧状；双耳略呈椭圆形，圆形的耳孔与内侧通连，耳垂处还钻有圆形小孔；脖颈竖直，右侧的脖筋明显；双肩较平，锁骨清晰可见；微凸，右侧稍高，左侧稍低；腹部较平，肚脐眼用小圆孔表示，与腹部内侧通连。该陶人最突出的特征乃口部形状。陶人的身份也一直是大家争论的焦点，相关专家认为此乃红山文化晚期的巫者或者巫王（见图1）。②我们从该陶人收缩的锁骨及眉目间可以看出，他似乎正在用力发声，而张开的嘴所呈现的呼麦状更为形象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他似乎在向上天、向神沟通汇报什么，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巫祝的形象。从民族学角度看，这属于一种萨满形象。所以，这个陶人应该具有通神、通天的能力，而他张嘴正是在向上天祷告。由此可见，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地区存在着以原始萨满祭祀为职业的神职人员，就是我们所说的“巫”，他们扮演着沟通天地、传递上天旨意的角色。从陶人形象推测，他们通过后来在内蒙及东北地区广泛存在的“呼麦”的方式将所求之神呼唤而来以求得启示，而他们张开的嘴就是沟通天地的通道，有崇天、呼气、祭祀的功能。
在红山文化出土的人型文物中，其实不止这尊具有此独特造型，笔者翻阅相关考古报告发现，其他红山文明辐射范围也出土了类似形制的陶人、石人，在此一并列举。如图2，该石人是敖汉旗当地老百姓在田间捡到的，距今约6500年-5000年，为红山文化时期女神石像。从该石像我们可以看出其明显的女性特征：突出的双乳、隆起的腹部，面部表情也比较夸张，以气作法特征明显，与兴隆洼出土陶人十分相似（图3）。图4为巴林右旗那日斯台遗址出土的圆雕巫觋像，该石人形象酷似萨满祭祀时状态，口部微张，做呼天状。图5、图6所示乃为藏于赤峰市博物馆的女神石雕，该像口部张开，颈部有环状圆雕，腹部圆鼓，双乳突出，双肩由简单阴线刻出，大臂顺肩自然下垂 小臂曲肘蜷于胸前，应属萨满以气做法类（呼麦）。
2015年2月，辽宁省文物考古所在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积石冢首次发掘出大量文物，其中包括两尊存世稀少的陶人头像和石人头像。这两个头像与上述红山文化出土的艺术形象极为相似：石像浓眉大眼，宽额厚唇，如铅球般大小；陶像比乒乓球略大，细眉小嘴，头顶有盘绕发髻，嘴部微张做呼麦状（见图7、图8）。
图9是2015年新发现的石雕人面像，在中国最大的史前石城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高20多公分，表情沉静，嘴张开，做呼麦状。
从以上陶人、石人形象可以看出，它们都呈用力呼喊之状，而且这不是普通的歌唱形式，而是至今仍然在蒙古高原上流传的呼麦艺术形式。作为人类社会早期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其实是一种宗教祭祀方式的源头，呼麦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说与萨满巫术祭祀有着紧密的关系。在阿勒泰山和西伯利亚地区，至今仍然保留着以萨满呼麦的方式沟通人神的宗教习俗。而这一原始宗教祭祀习俗源自于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我国内蒙古每年都会联合蒙古国等国家举办呼麦大会。③2009年，“中国内蒙古呼麦大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成功。蒙古高原这些具有呼麦特征的陶人、石人的出现，让我们确认这些史前艺术形象呈现的就是人类原始萨满宗教祭祀仪式。
在远古社会，蒙古高原原始先民生活环境极其恶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其低下，面对大自然无情肆虐时，他们显得无能为力，只好乞求上天的帮助。于是以“呼”的方法祈求神灵庇佑的巫师出现了，他们可以沟通天地，庇护百姓，壮大部落实力。随着历史车轮向前转动，巫师这一阶层逐渐消亡，但他们与上天沟通的仪式却以“呼麦”的方式流传下来。据《逸周书》记载，在今晋北、内蒙古地区存在楼烦之胡、林胡、北胡之胡等胡族。④那么什么是胡？为什么称之为胡？
《说文解字》：胡字从古从月。《康熙字典》解释为：“【唐】豕虑小炯】【】【正】洪孤切，音瑚。”古者，故也，从口十；月者，肉也。从字形、字义上理解：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存在着一种象征祭祀权力的权杖或旗帜，是为“干”，读为“hán”、“kān”，音同蒙语的“可汗”。而蒙古部可汗手中的苏鲁锭，也称苏立德，下部口者，正如张开的嘴。 肉， 代表喉咙，也为祭祀所用之祭品。综合这三点我们不难看出，胡字在古意上意为祭祀时候用嘴大声呼喊，亦或理解为在祭祀之时用嘴呼喊的人。
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胡”的定义也在不断变化。在汉文籍中，记载有东胡、胡、西胡部。“胡”是指以匈奴族为主的活动在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西部胡”是指以月氏为代表的西北部、西部地区的诸族；“东胡”是指活动在匈奴以东的游牧诸族。实际上，东胡、胡、西胡都是由血缘相同的部落或不同的部落结合而成的游牧群体，他们长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内狩猎、游牧、生活，逐步融合成较大的区域性集团，⑤现在学界将其归纳为匈奴部落、东胡族及存在于西域的各部等。
《周礼・考工记总目》记载：“粤无搏，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郑玄注引郑司农曰：胡，今匈奴。”《汉书・匈奴传上》：“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两汉时期，“胡”多指匈奴。汉、魏、晋、南北朝时，“胡”也可指西域诸国。王国维在《鬼方昆夷验犹考》中提出，胡为匈奴人的自称，“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一曰胡，曰匈奴，乃其本名”。后来，他又在《西胡考》和《西胡续考》中从西胡的角度对胡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汉人谓西域诸国为西胡，本对匈奴与东胡言之……是后汉人于葱岭东西诸国，皆谓之西胡也。魏晋六朝犹袭此名。西胡亦单呼为胡，《汉书・西域传》中：“西夜与胡异，其种类氏羌行国，逐水草往来。是其所谓为胡，乃指西域城郭诸国，非谓游牧之匈奴，后汉以降，甸奴浸微，西域诸国，遂专是号。六朝以后，史传释典所用胡字，皆不以之斥北狄而以之斥西戎。唐人皆祖其说。然除印度外，凡西域诸国皆谓之胡。”吕思勉也说：“胡之名，初本专指匈奴，后乃勋为北族通称，更后，则凡深目高鼻多须，形貌与东方人异者，举以是称焉。其初她以称北族也，以其形貌相同，不可无以为别，故以方位冠之。乌丸、鲜卑之先，称为东胡是也。其后循是例，施诸西北，则曰西胡，曰西域胡。但曰胡者，略称也。居地可以屡迁，俗尚亦易融合，惟形貌之异，卒不可泯，故匈奴、乌丸、鲜卑等，入中国后，胡名遂隐厂准西域人则始终蒙是称焉。浸假凡貌类西域人者，皆以是称之，而胡之名，遂自方位之殊，易为种族之别矣。”匈奴及匈奴余种，可以称胡，鲜卑、乌桓、吐谷浑等‘东胡’族可以称胡，西域诸族也可称胡。
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将北方少数民族称为北狄，秦汉以后又称“胡人”，泛指匈奴、鲜卑、氐、羌、吐蕃、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族等部落。匈奴本是胡（Hun、Huns）的汉语音记，最早记述匈奴的著作是《逸周书・王会解》：“北方台正东……匈戎狡犬。狡犬者，巨身，四足果（裸）。”《逸周书・王会解》文后所附《伊尹朝献・商书》记载：“正北”有“戎翟、匈奴、楼烦”、“东胡”等。犬戎、戎翟、匈戎（匈奴）是分别记述的。《山海经・海内南经》：“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郭璞云：“一曰检犹’。《史记匈奴传索引》引应助《风俗通》云：‘殷时曰獯鬻，改曰匈奴。’又晋灼云：‘尧时曰荤鬻、周曰猃狁，秦曰匈奴。’案以上三名并一声之转。”⑥三代时期，戎有一支叫犬戎，与西戎血统相同，曾经终结西周，逼迫周王室东迁。在中原武力强大以后，这支犬戎被驱逐北移，与北方的北狄部族融合，在战国时代、秦汉之际，形成匈奴，称为胡。
匈奴族部落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衰落于公元1世纪，是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有过较大影响的民族。匈奴在东汉初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入塞，北匈奴西迁。匈奴社会存在两个图腾崇拜系统，即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匈奴人崇拜天地、日月、鬼神和祖宗，并定时祭祀。“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每年正月，诸部首领集会单于庭，举行春祭。五月，部众大会于龙城，祭祖先、天地和鬼神。“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笼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林，课校人畜”。“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林，课校人畜计。服虔曰：‘，音带。匈奴秋社八月中皆会祭处也。’师古曰：‘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天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计者，人畜之数。’”⑦可见在匈奴社会中，祭祀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匈奴族也崇拜龙，因为匈奴族也是华夏文明的子孙。“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⑧淳维乃是匈奴始祖名。有史载：“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故应劭《风俗通》曰：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晋灼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韦昭云：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则淳维是其始祖，盖与獯粥是一也。”⑨淳维或称獯粥，这个匈奴的始祖，原是夏桀的儿子之一，因避汤而迁徙到北方的大漠。因为匈奴的祖先也是华夏族，所以，他们崇拜龙是有理据的。
在匈奴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之后，他们采取与中原一样的祭龙神、呼龙神的神权信仰，这是和汉王朝争夺正统权力的开始。也因此让我们看到了“胡”人与中原王朝为争夺祭统权进而争夺政统权所进行的舆论宣传的痕迹。
“胡人”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很早，在战国各诸侯争霸之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其中的胡服就是指胡人穿着胡的衣服。贾谊的《过秦论》也有“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的句子。这里的胡人，指的是哪一种胡？顾炎武先生曾指出，胡在最初有三种意思：一是取象于牛胡；二是寿考之称；三与“何”字同义。⑩胡指匈奴，也包括东胡，也就是匈奴东边的胡人。史籍记载东胡后来分为乌桓和鲜卑二部。
关于东胡来源，早在商代就有东胡的活动的记载。“东胡”这个称谓最早出现在《逸周书・王会篇》：“正北……匈奴……东胡。”后又有“东胡、黄罴”的记载。《史记》有云：“当是之时，……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这反映的基本是秦汉时期他的活动情况。张久和认为，《史记・索隐》引服虔云：“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东胡一名是当时中原人对匈奴（胡）以东各部落的称谓，是族他称。东胡的活动范围很广，张久和：“东胡的活动范围大致限定在呼伦河、额尔古纳河以东，黑龙江上游以南，嫩江流域东西，老哈河流域南北这一区域。”“根据有关文献记载，东胡活动区域大体上在今内蒙东南、辽河的西部，它包括西拉木伦河、黄金河、老哈河以及大小凌河流域一带，由西北而东南横跨内蒙古、辽宁两个省，南北数千里，这里山水及平原兼而有之。”如果从考古学的角度上看，东胡族系应当分布在现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学者们普遍认为，东胡的考古学文化为富河文化、红山文化等。这说明东胡的祖先们在西拉木伦河流域活动的历史非常久远，只是没有历史记载罢了。林干也说过：“综合十二台营子、乌金塘和南山根三地出土铜器散布的情况，大体上可以测定当时东胡人的活动范围约在今内蒙古东部老哈河上游东南至辽宁大凌河小凌河流域，即包括今天的赤峰市、朝阳市、锦州市及周围大片地方。”这一片区域正是历史上红山文化的发源地及辐射范围。虽然现在缺乏东胡的祭祀习俗的更详实的材料，但是相关考古发现可以作为论据支撑，我们可以大胆推测，与红山文化辐射范围有重合的东胡族在“呼天”祭祀习俗与上文红山文化的祭祀习俗有着共通之处。也就是说，东胡民族的原始信仰与红山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红山文化的萨满巫术就是胡人的源头。赤峰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沟村出土的陶人的呼状姿势与胡人的呼麦也许就是这一联系的有力证据。从这个角度说，也许胡人的原始文明就是红山文化的一部分。
注 释：
①张国强，刘晓琳.红山文化敖汉陶人探悉[N].赤峰学院学报，2013，（10）.
②高平.内蒙古赤峰：史前陶人出土考古价值巨大[N]._，2012，（7）.
③范子烨.呼麦艺术的鼻祖：对兴隆沟红山文化陶塑人像的音乐学解读[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11-23.
④张亚初.从古文字谈胡、胡国与东胡[J].文博，1992，（03）.
⑤何天明.东胡到鲜卑檀石槐时期的_演变[J].阴山学刊，2008，（06）.
⑥张碧波.南有大汉，北有强胡[A].内蒙古第三届草原文化研讨会论文集[C].2006.
⑦《后汉书》（卷八九）[M].中华书局，1982.
⑧⑨司马迁.史记（卷一一0）[M].中华书局，1982.
⑩陈健文.试论中国早期“胡”概念之渊源.欧亚学刊，2007，（06）.
王禹浪，许盈.国内三十年东胡族研究综述[J].哈尔滨学报，2015，（05）.
张久和.东胡系各族综观[J].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02）.
红山文化感悟100字 第15篇
为何在推崇工艺为王的时代，王义要赋予红木家具传承中国文化的使命呢？只因王义从小生长在孔孟之乡、鲁班故里――曲阜市书院乡，一直和圣人是“乡邻”，直到现在，他身份证上的地址还没变。在这片浓郁文化氛围熏陶的圣地上，王义天生就对各种文化情有独钟，并擅于创新，希望将多种中国文化融进红木文化中。
擅于创新的王义，有一次在欣赏中国水墨画时，看到宣纸上用毛笔或浓或淡、或粗或细勾勒出的水纹，灵感突然袭来：为何不借鉴水墨画中，名家画山水纹的技法和感觉，用于红木家具上的水纹雕刻呢？想到就去实践，王义立刻组织雕刻工人效仿水墨画中的水纹样式进行雕刻。一回不像就两回，两回不成就三回……为了能雕刻出水墨画般悠远意境的山水纹，王义参考了大量古时知名画家创作的水墨山水画，细细揣摩其中的意境及方法，并带领工人付诸实践。
终于，王义的红木家具，其山水纹打破了传统的雕刻方法，使山纹更加逼真，水纹变得写意。令人叹服的是，在不同的光线和角度下，水纹会借着环境光线泛出或强或弱的白光， 看起来波光粼粼，不禁让人想起一句古话：白水黑泥黄干地。值得一提的是，王义的山水纹雕刻也像水墨画一样，每次着笔各有千秋，令每件含有山水纹雕刻的红木家具都能形成了独特风格，自成一派，真正将中国传统水墨文化与红木文化巧妙而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红山文化感悟100字 第16篇
《问道・中国茶》：作为武夷山市旅游业的负责人之一，你如何看待公演两年来，“印象大红袍”给武夷山带来的变化？
林飞：“印象大红袍”项目投入运营两年以来，我们很欣喜地看到这个项目给武夷山旅游业发展带来了很好的契机，这对加快武夷山旅游产品的转型也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印象大红袍”从正式公演的那一刻开始，便深受游客的追捧，很多人慕名而来观看“印象大红袍”。可以说，“印象大红袍”旅游产品已经不仅是继武夷山山水、文化之后又一个能够吸引游客眼球的重要旅游项目，它更成为了当前武夷山旅游业的文化品牌。如果说武夷山的山水是武夷山旅游业得以兴旺的基础，那么“印象大红袍”就是武夷山山水脉络的灵魂之一。
两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印象大红袍”即使经历了2010年6月19日那次惨痛的洪灾，它却丝毫没有受到灾难的影响，红火依旧。反而，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关注它。可以说，“印象大红袍”已经成为了拉动武夷山旅游业发展的巨大引擎和助推器。
我们常说，武夷山的旅游产品需要创新、需要提升，那转型和提升的拐点在哪里呢？我觉得，这就需要很多类似于“印象大红袍”这一类的旅游产品。因此，加快旅游产品的推陈出新，加快武夷山由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转变，当是摆在我们面前最为紧要的任务。
《问道・中国茶》：“印象大红袍”山水实景演出项目出现在武夷山，你觉得是偶然还是必然？
林飞：我觉得是必然中孕育着偶然的因素，偶然中又有必然的成分。武夷山有玉女峰和大王峰的传说，还有深厚的茶文化底蕴，可以说，印象系列的第五个“孩子”选择在了武夷山，是两个品牌联合“亮剑”，也正是这种茶文化与武夷山山水之间的交相辉映，才使得“印象大红袍”落户武夷山显得那么顺理成章。
我们前几天去山东，当地的一个领导告诉我们，他在“印象大红袍”开演的第三天就带了一班人前来学这台戏。但是后来他发现他们学不了，为什么？因为他那里没有秀美的山水自然因素，他那里没有武夷山得天独厚的“双遗”的品牌优势。这位领导觉得，他们如果“霸王硬上弓”非要上一个类似于“印象大红袍”项目的话，那就必败无疑。
所以，“印象大红袍”之所以这么成功，不仅在于它有一个影响力广泛的导演张艺谋，更在于它的表演内容，在武夷山山水的衬托下，确实让观众看了感到震撼。而一个初到武夷山的游客，也在看完这场演出之后，能够对武夷山的茶文化有一个很直观的前期导入。
所以说，“印象大红袍”的成功，是偶然和必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问道・中国茶》：“印象大红袍”已经成为了武夷山市的重要名片，你认为“印象大红袍”在哪些方面体现了武夷山的精神内涵？
林飞：我觉得“印象大红袍”展示出的除了文化的精髓和理念，以及茶文化的符号，它还展示出了武夷山人的热情、好客、朴实和创业精神，这种精神不同于闽南人敢拼会赢的精神，这种精神代表的是那种有闯劲，不断挖掘一些新的事物，总是在发展中去摸索、去创新的精神。
以前的武夷山人（原来的崇安人），更喜欢随遇而安。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武夷山人的观念也随之而改变。现在的武夷山人有一种求知向上的欲望。从“印象大红袍”这台戏中，我们可以看到武夷山人在跟外面的世界不断地接轨，他们不断地吸收新鲜事物，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观念。
此外，通过“印象大红袍”，我们可以看到武夷山人的包容精神。武夷山人的茶文化思想和理念，体现的是文化的融合和包容。武夷山的茶文化，既有地方特质的一种文化在里面，但是又不排斥外来的优秀事物。武夷山的茶文化，有一种很强的吸收力和张力。这种张力，在“印象大红袍”的舞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总之，通过印象大红袍，我们可以看到武夷山人求知上进、包容和积极探索的精神。
《问道・中国茶》：2011年武夷山旅游局推出了茶文化之旅、红色文化之旅等十大文化旅游名片，并推出了14条文化旅游线路。你认为印象大红袍与其他旅游项目相比，有着怎样的独特性？
林飞：“印象大红袍”与我们推出的其他旅游产品相比，它表现了文化特质强、直观性强、视觉冲击力强以及感染力强的特点。如果把它比作一道菜的话，那么它的美是从味觉、嗅觉、听觉、触觉、视觉等全方位、立体式地散发出来的。可以说“印象大红袍”让观众在短时间内感受到了武夷山的浓郁氛围。对于很多观看过“印象大红袍”的观众而言，他看过这场演出以后，便会产生很强烈地去了解武夷山的欲望。“印象大红袍”既浓缩了武夷山的美，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武夷山的美。这是我们任何一种旅游产品都无法实现的效果。
《问道・中国茶》：武夷山旅游局向外界传递过这样的观点：将文化产业带入旅游项目。你能不能对这个观点做一个更加详细的解释？
林飞：将文化产业带入旅游项目，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旅游业能不能够持续发展，或者说有没有生命力，文化是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文化就像发酵的酵母，它不断地散发着一种能量。这好比我们做馒头，馒头如果没有酵母的话，它不会膨胀。而我们的旅游也是这样，如果旅游没有文化，它就缺失了灵魂。那些可看的、可玩的、可观赏的山水景致，失去了文化因素，它就不能让游客感悟和回味，那么旅游的乐趣自然会大大减少。
所以说，既然武夷山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地，那我们就要不断地把武夷山现有的文化项目和文化素材整合、包装和挖掘出来，让文化为旅游服务，从而最终使我们的旅游有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总之，没有文化的东西，只是让你去看的东西，你触摸不到它的灵魂。所以，我们在下一步的旅游产品设计中，会重点打造一些文化性强的项目，从而使得武夷山的旅游能够更丰富、更有层次感。
红山文化感悟100字 第17篇
赤峰西北阴河河谷的三座店
因兴建水利工程，文物部门对大坝所在地的原始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位于三座店自然村旁的小山上。小山高出地平面几十米，阳坡较缓，阴坡陡峭。登上山顶，遗址一览无余。这是靠在一起的两个村落。周围垒有1米多厚的石墙，村落从山脚下延伸到山顶。围墙之内分布着几十座圆形的石砌房屋遗址，房屋间的小路依稀可辨。
由于遗址上覆盖的土石已基本移走，村落中随手可以捡到数千年前古人类留下的碎陶片和损坏的石器工具。从规模上来看，这是个上万平方米且具有防卫功能的山寨，可供几百人居住。现场负责人告诉我，这个山寨属距今约40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这是中国历史进入青铜时代的初期。
令我最感兴趣的岩画一上一下，基本位于山寨中心。上面的一幅由许多圆点组成，下面的一幅则是图案化的无轮廓类似人面的形象。按一般理解，上面的一幅应与星象有关，而下面的一幅应是鹗面的变形，这大概与山寨主人的原始图腾崇拜有关。
我在遗址上走了几圈，山寨基本保存完好。如果不是当年的居民匆匆离去，而后又长年无人居住，显然不会留下如此完整的遗址。抬眼远望，类似的村寨遗址几乎布满了阴河两岸的山岗，可见当年原始农业文化的繁荣。我不禁想到，村寨1米多厚的围墙是为了防御谁?当年的居民为何放弃苦心经营的家园而匆匆离去?他们迁走之后，又浩浩荡荡地奔向了哪里?这些千古谜团至今难寻答案。
赤峰西南的克什克腾旗
途中有幸看到了西拉沐伦河，蒙语西拉沐伦意为黄色之河。河两岸都是小山丘，河床很宽，水浅流急，浊浪翻滚。可以想象，在几千年前这条河应是水量充沛的大河。就是这条母亲河，养育了灿烂的红山文化。由于一时激动，竟忘了拍照，成为此行的一大憾事。
由于向导路线不熟，岩画遗址没能找到。我决定继续前行，借机到内蒙古与河北交界的草原地带去看一看。对这里的美景我早有所闻。越靠近河北，景色越佳。成片的白桦林生长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之上，蓝天白云之下，野花盛开，传来阵阵沁人心脾的清香气息。我已有所准备，带上了油画写生工具。驱车在无际的花海中徜徉，选择了一个理想的地点，在没膝的野花丛中痛快地画了一张风景画。
回赤峰的路上司机告诉我，到赤峰必尝一种叫“对夹”的小吃。进了一家正宗的“对夹”店，才知道“对夹”就是现烙的火烧夹熏肉，再配以小米粥或馄饨，的确美味可口。
赤峰东北的翁牛特旗
翁牛特旗的首府叫乌丹。这里是国宝“中华第一龙”的发现地。到了乌丹，照例是先参观博物馆。博物馆很小，就在旗文物站的楼上。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玉龙。陈列的两件玉龙一大一小，形状大的是“中华第一龙”的复制品，其真迹己藏于国家博物馆；形状小的在造型上与形状大的玉龙完全一样，只是玉色较浅。文物站的同志讲，“中华第一龙”多年前为植树时捡到后，曾用绳拴起来作为小孩儿的玩具，1971年玉龙为文物部门收购后，遂成为闻名世界的国宝。
我要看的岩画遗址在乌丹以南，这一带在地图上叫克尔泌沙地。汽车沿公路在沙地中前行，没走多远，公路右侧远远地出现了一片绿洲。下车后踩着细沙向绿洲走去，不久眼前出现了一座十余米高、形似鱼脊的小丘。由花岗石构成的小丘是绿洲的中心，岩画就刻在布满小丘上下的巨大石块上。这里被称为“白庙子岩画遗址”。
多数的岩画因风化而漫漶不清，但仍可分辨出其图形基本上是内蒙古地区常见的所谓鹗面像。这种鹗面像一般没有轮廓，只有两条眉毛、两只眼睛、一个鼻子，没有嘴，颇类鹗的面容。在小丘以西的一块巨石上，刻着一些造型不同的鹗面像，其中一个图形大刻痕深、类似骷髅的岩画是遗址中最精彩的一幅。一般认为，这种类似人面又非人面的岩画产生于新石器时代，这类图形是一些符号的组合，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应与原始宗教、原始图腾有关。
以这幅岩画为例，图形最初应该没有这样凹陷，但因制作岩画的族群经常聚到岩画前举行某种仪式，仪式的主要内容便是用石块沿图形的凹线反复研磨。他们相信用这种方式便可以与图形所代表的神或祖先的灵来对话，以求得护佑。久而久之，岩画被磨得十分光滑，凹线很深。这种类人面像岩画在内蒙古、宁夏大量存在。这也被认为是接触型巫术的产物。
辽宁建平县的牛河梁
这里因发现了女神庙、积石蟓和大型祭坛而著名，成为中国重要的原始文化遗址群之一。
到了建平后再沿东北至华北的101国道向西南前行，很快就看到了牛河梁。所谓牛河梁是指靠近101国道的几个小山脊。保护站兼文物陈列馆就设在公路旁一个很气派的中式大院中。陈列的文物主要是遗址出土的石器工具、玉器和彩陶。其中有一种上下通透的彩陶桶形器，外表画满了连续的几何纹样，这显然不是一件生活器具，应该与原始宗教有关。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经复原重塑的女神像。这是个表情怪异、盘腿而坐的肥胖的老妇，眼睛里还镶着宝石。
从保护站出来，再沿山脊去女神庙遗址。遗址已回填，规模比我想象得要小。在地面上可清楚地看到一个十字形的建筑遗迹。当年发掘的情况表明，女神庙是一个半地穴的建筑，地面上建有木柱支撑的屋顶。室内曾供奉着几尊泥塑，有人的形象也有动物的形象。最大的一尊人形塑像残片说明塑像约3倍于常人大小。整个建筑似乎毁于一场大火，塑像也似被人为破坏。祭坛在女神庙以西另一山脊上，是个很大的四方平台，由此可见当年祭祀活动规模之大。
回到公路边，进入一个有足球场大小的院落，地面上布满了灰白色的石块，这就是被称作“积石塬”的墓葬群。大墓周围环绕着小墓，墓坑一律由石板砌成。地上曾建有石墙、石台等建筑，现已坍塌。乱石荒草之中，绘有黑色纹饰的彩陶碎片随处可见。当年在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随葬玉器，有各种动物造型，也有些纹似行云流水的器物。大墓的主人应是部落的男性首领。如今，人们在惊叹这些玉器造型之美的同时，也惊叹古人类对坚硬玉石的高超加工技术。
赤峰市郊的红山
蒙语称之为乌兰哈达，意即红色之山。红山之红在于其山体由红褐色的花岗岩所构成。由于在红山附近发现了多个同一类型的原始文化遗址，所以这种原始文化便以红山命名。
红山文化感悟100字 第18篇
关键词：红山文化；文化遗产；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
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历史的、艺术的和科技的三个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及相关文件，世界遗产的评定，即主要以这三大价值为标准。根据《_文物保护法》，我国文物的定级，也主要以这三大价值为标准[1]。本文拟结合文化遗产的价值的三个方面，对红山文化的遗产价值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红山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
红山文化遗产是远古先民在历史活动中的遗留物，因而其基本特征就是历史性，其首要的价值就是证实历史、传承历史的历史价值。
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一支史前考古学文化，年代为距今6500～5000年，是迄今为止所见中国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最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代表了该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准，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十分显著的位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
红山文化内涵丰富，手工业分化加剧，出现了建筑、制陶、玉雕、陶塑与泥塑等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其中玉器的雕琢和使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的最大特点在于使玉的本质得到最大发挥，这在红山文化的制玉工艺上有集中反映。红山人用玉来表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不是将玉作为生产工具对待的，也不只是用以划分等级和掌握通神独占的神物，而是赋予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成为其载体。同时，红山文化晚期，在墓葬制度与随葬品的高规格方面，形成了一套能够反映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高低的用玉制度，出现了较完备的玉礼制系统，这是中国目前所能确认的年代最早的礼制形态，对中国博大精深的礼乐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群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时期，社会结构分化，出现了掌管宗教祭祀大权和社会政治大权的特权阶层，等级制度确立。积石冢中埋葬的死者其生前应该就是主持各种祭祀活动的祭司，也就是专职祭祀人员。伴随这些专职祭祀人员作为特权阶层的出现，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祭司阶层与普通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劳动侵占与被侵占的关系，而祭司阶层内部的再度分化是当时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的标志。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东北地区早期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红山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
红山文化时期的艺术成就引人注目，艺术成就是展示社会繁荣和先民智慧的重要标志。
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出土的陶器群、玉器群，生动地表达了红山文化时期远古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独特精神内涵，充分展现了红山先民的创造性，是红山先民的伟大艺术杰作，是古代东方艺术的杰出代表，在人类文明史、技术史和世界艺术史上谱写了灿烂的篇章。
红山文化时期，聚落遗址的陶系主要有泥质红陶和夹砂灰质陶，也有少量的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红山时期的制陶匠人们已经能够根据器皿的不同用途而选配不同质地的陶土。出土陶器所施的纹饰，主要有压印纹、压划纹、戳印纹、附加堆纹、镂孔、彩陶六种。其中在夹砂筒形罐的器表常见一种压印之字纹，这是红山文化聚落遗址陶器的典型纹样。这种压印之字纹最早出现在兴隆洼文化的中期，到晚期已成为兴隆洼文化的主要纹样。可见红山文化的之字纹样应当是继承了兴隆洼文化的结果，但是又有自己的特色。红山文化的之字纹样多为横压竖排施于器表，弧线型较多，还有一定量的篦点之字纹样。其繁密、疏朗、工整、匀称等不同形式的表现手法，形象地说明了红山制陶匠人娴熟的制陶技巧和灵活的应变能力。彩陶数量较多，主要施于泥质陶器之上，纹样多系抽象的几何形，富于变化。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具有典型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的陶器群。从陶器制作方面，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出土陶器所反映的制陶技术，是在继承了本地区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它大胆地接受了来自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彩陶技术，使其制陶的技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中国史前东北地区独有的风格魅力。
同时，在红山文化西水泉遗址[2]的灰坑内，出土一件三个女性蹲坐、手臂交叉相拥的陶塑群雕像，质地为红褐夹砂陶，火候较高。这类雕像在国内首次发现于红山文化遗址中。这尊精美的群雕像，塑造出来的三女神，祥和、亲密、平等，寄托着远古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这件群雕像也不失为一件精美的雕塑品，体现了红山先民们的审美取向。在敖汉旗西台地遗址也出土了陶塑的女神像。这些女神像形体虽然小，但塑造精细，十分完整，并突出双乳等女性特征。过去所发现的女神像多在祭坛之上，在西水泉遗址和兴隆沟红山文化遗址出土有女神像，这些女神像与祭坛出土的女神像在祭祀功能上是有区别的，说明当时的人们不仅到专门的祭祀场所――祭坛和神庙举行祭祀活动，也在居住地设立有祭祀场所，举行祭祀等宗教活动。
在玉器制作与功用方面，红山文化时期玉器的造型特征、雕琢工艺及用玉制度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地域的时代风格，是史前东北地区玉器雕琢和使用进入鼎盛阶段的主要标志。红山文化玉器质料多为软玉，大多通体磨光，装饰纹很少。玉碧、玉环类磨制得及薄，锋利似刀，横断面多菱形。红山文化玉器的种类造型和工艺反映出红山时代的制玉匠人不但在选择质料上有针对性，而且熟练地掌握了切割玉材的技术，并具有较高的玉器琢磨技能。红山文化玉器质朴而凝重，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某些造型还有深刻的寓意。治玉匠人在选料、雕琢到最后形成的过程中，展示了高超的技艺，逐渐融汇成清新、简练、旷达、传神的时代风格。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的玉龙中，尤以赛沁塔拉出土的玉龙刻画得最为栩栩如生。这件玉龙为墨绿色，高26厘米，身体呈“C”字形，吻部前伸，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梭形，眼尾细长上翘，额上及颚底均刻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龙背钻有一个圆孔，经试验，以绳系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这件大型玉龙，细部运用平雕、浅浮雕手法表现，通体琢磨光滑圆润，龙体曲伸刚劲有力，长鬃高扬飘举，显得极有生气。在龙的起源过程的各个阶段中，红山文化时期是目前所知龙形象发现最多、类型最丰富的一个时期，也是龙形象成熟定型的一个时期。红山文化龙的确认，推动了中华文化起源、文明起源、中华传统和五帝踪迹的探索。红山文化玉器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和重要载体，代表了玉器发展的高峰期，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志墓主人级别高低的用玉制度，已经出行形成玉礼制系统。
三、红山文化的科技价值
红山文化的科技价值主要体现于红山文化时期的建筑技术与景观设计之发展。
红山文化聚落遗址所处的红山文化时期是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出色地承继了本地区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中的优势因素，另一方面大量吸收中原仰韶文化和东北地区诸多原始文化因素的影响，整体文化面貌发生显著变化。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的聚落布局、房屋结构、建筑技术以及聚落形态变化，代表了世界史前建筑史的一个高峰。
在聚落选址方面，红山文化时期聚落多选择在靠近水源地附近的二级台地上，并且多面向阳坡，形成依山傍水、靠近水源的趋势。这是因为靠近水源易于获取资源，同时聚落的营造是为了贴近自然，“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建构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聚居空间体系。
在聚落布局方面，以红山文化聚落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聚落形态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直接吸收了西辽河地区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的聚落特征，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来自东北平原诸多原始文化及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特征的影响。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兴隆洼一期聚落为代表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聚落分为环壕聚落与非环壕聚落。所有的房址均沿西北――东南方向成排分布，除聚落中心部位的特大型房址外，每排中各有一座中心性大房址。居住区的外侧环绕一道近圆形的环壕，并留有出入口。房址居住面在原浅黄色生土地面上直接踩踏而成。灶址均为圆形土坑式，系在居住面直接挖成，底面及灶壁多经过抹泥处理，经过长期火烧，已变成砖红色或红褐色。兴隆洼与兴隆沟聚落遗址的特征在红山文化聚落遗址中得到了继承。从聚落布局看，红山文化环壕聚落与非环壕聚落并存。红山遗址第一地点位于红山第二峰东南侧的坡地上，东侧为西水地村，西南部地势较高，东北部渐低。魏家窝铺遗址是目前国内外发现的规模较大、保存最完整、发掘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遗址总面积万平方米，有呈不规则长方形的环壕，环壕内为主要生活区，主要遗迹单位有房址、窖穴、灰坑等。房址数量较多，且成排规律分布，基本呈西北――东南向排列。所发现的房址皆为半地穴式，平面形状呈圆角长方形、梯形或平行四边形等。房址门道大多向南，较好的房址踩踏面为碾碎的料疆石与草拌泥混合而成，大部分为生土铺面，部分经过火烤。发现的房址朝向大致可分为西南和东南两大类，少数房址朝向西，绝大多数房址的门道与火道朝向一致。魏家窝铺遗址发现面积最大的房址F18。F18朝向西南，面朝着一个小型的空场，其东、西和北边各发现有数座西南向房址，以F18为中轴线东西向成排分布。以F18为中心的几座房址围绕成“院落”，可能体现出当时的社会结构方面的信息，说明以魏家窝铺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聚落也可能存在多个由不同大小的房址组成的单元或中心。魏家窝铺聚落保持着西辽河地区新石器时代房址成排分布的个性，同时，吸收了其他地区的聚落建筑技术。这说明，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保留着以筒形罐为代表的西辽河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传统，还接受了来自燕山以南的中原地区后冈一期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
在环壕功能方面，经过有序的规划布置，各个遗迹单位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红山文化后期，环壕聚落形制开始由圆形向方形转变。如敖汉旗境内调查到的红山遗址，有环壕者约占十分之一，多为方形或长方形，门均开在向阳一侧。已经发掘的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为长方形环壕聚落，西台遗址则是由两条围沟圈绕成两个紧相连结的长方形布局形成的凸字形环壕聚落，总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在聚落的东南，留有出入的通道。红山文化这种方形或长方形环壕聚落是一种新兴的、进步的聚落形态，是我国的聚落形制由史前的圆形或椭圆形向青铜时代的方形或长方形城堡演变的过渡形态。因此，从红山文化这种方形或长方形环壕聚落，可以捕捉到文明社会即将到来的历史信息。
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分布特征表明，红山文化中、晚期，西辽河地区的聚落遗址骤然增多，出现了具有成批规模的聚落群体。这时的红山文化遗址是以河流为纽带成群分布，河与河之间的分水岭地带很少见到有遗址分布。这些群体内部，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可以认为，红山文化中、晚期时期，随着聚落群体的涌现，中心聚落的存在，早已不属个别现象，而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要潮流。在早期定居村落出现之际，人们都是聚族而居，一个血缘系统便构成一个基本单位，与社会组织形态相适应的人文景观便是一个个分散的平等的村落。中心聚落的出现，则意味着若干村落中居住着的不同血统的人群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社会共同体，是当时的社会组织开始发生了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和蜕变的具体反映。“红山文化时代的聚落呈有规律地成群分布，意味着部落联盟意义的社会组织及其社会功能的客观存在，而中心聚落的普遍产生，则标志着最初意义上的城乡分化的出现，那些分别簇拥着各自中心聚落的大大小小的聚落群体，构成了西辽河地区早期出现的凌驾于部落组织之上的古国形态。”[3]
红山文化时期的科学和艺术成就引人注目，科技价值推动了社会发展，艺术价值完整地展示了社会繁荣和先民智慧。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群及其周围的红山文化祭祀遗迹的发现，昭显当时建筑规模之宏大、气势之雄伟、组合之完整，不仅在中国是超群的，就是与世界上古史中著名的遗迹相比，也毫不逊色。
正是由于红山文化是独特的文明，完整体现了历史的、艺术的、科技的价值，所以，“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辽西地区曾先走一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总根系中直根系的一部分，……也是中华五千年古国的象征”[4]，在中华大地上升起了第一道文明曙光。
参考文献：
〔1〕蔡靖泉.文化遗产价值论析[J].三峡大学学报，2010（1）.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J].考古学报，1982（2）.
红山文化感悟100字 第19篇
关键词：大别山；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大别山红色文化是中国_领导大别山区军民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是中国革命道德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有中国红色文化的共同特点，又具大别山区地域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与大别山区形势相结合的产物，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脉相承。弘扬大别山红色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作用。
一、大别山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具有一致性 中国_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根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积极探索，为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不懈努力，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取得了积极成果。
军事方面，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与统一、巩固与发展及坚持斗争三个不同阶段，中国_领导军民制定了相应的斗争策略，体现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创建与统一阶段，由于明清时期鄂豫皖交界山区受到朝代鼎革、农民起义及匪盗灾害的冲击，中央、地方政府及民间力量都采取应对措施以维持秩序，经此过程后地方士绅地位凸显，逐渐控制地方。[1]红枪会则是豪绅控制地方的重要保障。据此，中国_领导军民积极采取分化与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力争将红枪会转变为革命的力量。如信阳光山红枪会便“派代表向农民协会求和”，并表示愿意接受指导，“要求鄂东特委派专人指导他们的工作”。而这次成功的_工作让中国_“愈信枪会系贫苦农民的组织，内部宣传其群众的工作十分重要”，多方努力之下“到底收服了红学”。[2]（P7）这为创建和巩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巩固与发展阶段，在中央正确指导、前敌指挥正确、根据地对红军的支持配合等条件下，前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促进了根据地的发展。后因的严重错误致使根据地进入坚持斗争阶段，根据恶劣的实际情况，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即便衣队[3]（P77～81）坚持斗争，使大别山区革命斗争始终红旗不倒。这都体现了在中国_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
政治方面，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各级公务人员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廉洁为公、倾听群众意见、以身作则、忠实为群众谋利益，加之中国_坚持以德养廉、教育倡廉、以督导廉、民主促廉、以法保廉、严惩护廉、勤俭守廉等[4]得力的党风廉政建设措施，在群众中建立了较高的威信，赢得拥护。_工作方面，党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利用枪会组织农民武装、策动民团起义、争取开明人士和中小地主中立甚至同情革命，策动官兵起义等，对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及坚持斗争贡献巨大。
经济方面，根据地各级政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不少成绩，积累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政府从根据地实际出发，抓紧春耕、夏耕和秋收，发动群众武装保卫粮食，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困难，并设立专门的粮食机构，制定正确政策，稳定苏区粮价。政府还组织群众耕种互助、粮食互济，抓好杂粮生产，并开展节省运动全力支援前线。这些得力措施为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而累进税则体现了区别对待、税负合理及促进贸易的原则，经济公社、合作社等适应根据地经济状况的组织形式也应运而生，在根据地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教方面，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工农兵群众为主体、以革命知识分子为骨干、以服务革命战争为目的，从发展教育事业、创办革命报刊、组织文艺团体、开展文化宣传活动等方面入手并取得明显成效，这不仅对传播革命思想、支援革命战争、提高群众文化水平、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起了重要作用，且对后来中国_领导的各个时期的文化建设都有重要借鉴作用。文教方面取得积极成果的基本经验为党、政、军、群齐动员[5]（P81～85），实事求是地参照根据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措施。
正因根据地政府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事求是地制定了各种方针政策，上述各项工作才能够取得光辉业绩，也成为大别山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别山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一致性。进而，弘扬大别山红色文化切实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弘扬大别山红色文化有助于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各项建设工作的核心任务。大别山红色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内涵精神品质，如坚持党的领导时刻依靠群众、敢于斗争百折不挠、万众一心不畏等[6]（P46～49）可为当前的日常工作与生活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而坚持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则可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红色本身便蕴含着力量。红色是中国_党旗和_国旗的主色，早已深入人心。这是因为中国_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马克思、_在《_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7]（P42）红色由此成为一种象征着“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符号。因此便有了中国“红色文化”之谓。为人民服务是中国_的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代表着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红色就成为中国_价值观的重要符号，显然，弘扬大别山红色文化，强调为人民服务，彰显“红色”，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弘扬大别山红色文化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阐释其地域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我们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大别山红色文化中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实践，包含实事求是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深入研究大别山红色文化，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接，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阐释其地域特色，进而用大别山红色文化这一贴近大别山人民的先进文化教育人、鼓舞人、温暖人，用大别山区历史上的点点滴滴感染人、陶冶人、激励人，更能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
弘扬大别山红色文化有利于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造物质基础。2004年_中央办公厅、_办公厅印发《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充分挖掘和利用革命历史文化资源，积极发展红色旅游，广泛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大力弘扬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推动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弘扬大别山红色文化的路径分析
当前，大别山红色文化研究中心、河南省红色资源研究中心等数个研究机构的成立也为弘扬大别山红色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要弘扬大别山红色文化，研究当与时俱进。
首先，要加强资料建设。应对大别山区革命建设事业的历史资料进行深入挖掘，在已出版的历史文献汇集的基础之上，及时整理口述史资料及散落在鄂豫皖三地各档案馆中的文献资料。其中口述史资料的整理更是刻不容缓。
其次，要加强大别山区_党史研究。_党史是大别山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尚有许多细节有待细致梳理、认真研究。例如，大别山区革命建设事业发展不同时期的入党问题、党员教育问题、党员成分及其对革命建设事业的影响、党员的支部生活、党对群众生活的影响、党团关系等等，都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这对深入认知中国_发展历程中的艰巨性、复杂性，并为当前党建工作提供借鉴都大有裨益。
对红色文化的研究应当与时俱进，紧密结合当前我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各研究成果应当在科学阐释史料的基础上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借鉴和精神动力，而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梳理总结阶段。理论联系实际，以结合史实阐释当前我国建设事业中的热点问题为研究重点。如大别山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问题研究，包括大别山红色文化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大别山红色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大别山红色文化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大别山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研究，包括大别山红色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及功能等问题研究，着力点在合理利用大别山红色文化，推动地方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是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题中之意，也是大别山红色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红色文化的研究要突破以往以军事史、政治史为主的研究范式，将目光投向日常生活，探讨“红色”里平凡的世界。当前，社会史研究正强调在“日常生活”的概念，从“社会生活”转向“日常生活”，[8]对于进一步推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社会史研究显得尤为必要。而这种转向指导下的研究成果，将会使大别山红色文化的源头活水根植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永不枯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正如_所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9]（P382）
总之，弘扬大别山红色文化，强调实事求是作风及为人民服务思想，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参考文献][1]吕静.明清时期鄂豫皖交界山区的社会动荡与社会控制[D].武汉：武汉大学，2005.
[2] 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1934年）（甲5）[M].1985.
[3] 王雅红.鄂豫皖苏区便衣队性质述论[J].江汉论坛，1987，（7）.
[4] 何新恩.探析鄂豫皖苏区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J].许昌师专学报，1993，（4）.
[5] 路海江.鄂豫皖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J].史学月刊，1994，（6）.
[6] 刘国胜.大别山精神综述[J].党史天地，2007，（12）.
[7]_中央马克思_列宁_著作编译局.马克思_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红山文化感悟100字 第20篇
玉猪龙
我国古代对发现于红山等地的一种玉器的称呼，又名玉兽玦。被认为是龙的最早雏形。但由于外形特殊，考古界对于该玉器定义为猪还是龙争议颇多，还有人认为这是熊。其用途尚不明确，多认为是宗教礼器。
大量红山玉器的造型反映出很多很多动物如蝉，鸟。鸭嘴兽，鱼，龟，及四肢动物均和玉猪龙共同出现，如此表达出玉猪龙是各种动物的最早期胚胎，包括人类，即人和动物最早期胚胎。也就是说玉猪龙是胚胎而且非某种特定动物
玉猪龙是熊龙？
“玉猪龙”又称“玉兽形”，学术界为取名曾有争论，有人认为是猪，有人认为是龙，在没有结论的情况下才定名为玉兽形，“玉猪龙”是俗称，还有叫猪母龙的，叫龙胎的，不一而足。有人说它不像猪不像龙却像熊。理由如下。
红山文化感悟100字 第21篇
关键词：红河州；苗族；踩花山；文化反思
现在红河州苗族文化有不断被遗失的趋势，在红河州这块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红土地上，苗族同胞要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就必须尊重、热爱“踩花山”这类本民族的传统节日，进而让本民族文化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得到合理、科学的传承，让红河州的苗族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一同在西南地区开出奇异的花朵。
一、文化传承的现状
红河州苗族“踩花山”节日在拥有丰富多彩的节日内容与内涵的同时，也存在着它不可回避的传承现状――文化遗失。“踩花山”节日的歌舞活动在传承中面临的问题正是该节日所面临问题的一个缩影，因此，我们就以歌舞活动入手，来浅析红河州苗族“踩花山”节日的传承现状。“踩花山”节日中的唱歌，从形式上看分为独唱和对歌两种形式；从作用上看融祭祀、交友于一体；从内容上看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风格上看清新细腻，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不可否认，我们在其中看到了能歌善舞的苗族同胞的身姿，但历史的变迁，让现在“踩花山”节日中的歌舞形式有了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于文化的传承又是毁灭性的。唱歌由形式多样演变为以表演形式为主的情歌独唱。在满山遍野山花的映衬下，男女青年利用歌唱互诉衷肠的画面慢慢变为历史记忆。歌唱、对歌逐渐失去了它本来的面目与用途，时代赋予了它“新”的形式――表演、新的内涵――记忆历史。芦笙可以说是苗族的象征性乐器，提到芦笙我们就会不由地把它与苗家联系起来。芦笙舞作为苗族独具一格的舞蹈，是经过成百上千年历史的淘洗而沉淀下来的，各种套路、各种形式的演奏都遵循了一定的规律。然而，这样一种民族精华现在却仅有少部分民间艺人在表演，而且形式越来越单一，取而代之的是花样繁多的现代音乐、现代舞。文化形式越来越单一，传承人的缺乏不仅是歌舞活动中面临的文化传承问题，整个“踩花山”节日文化传承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二、文化传承的反思
从歌舞活动的传承中我们应该惊醒了，它预示着整个“踩花山”节日的传承出现了问题，需要我们清醒地究其原因，理性地解决。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何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它们为何逐渐被“淘汰”了呢？这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民族自尊心、认同感的淡化，苗族同胞在接受不同文化、思想的同时忽视了本民族最为精华的文化成分。也许这从苗族经济发展方面来说是好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原始生活方式在苗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红河这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各种少数民族政策的出台、利民措施的实行，让苗家人的生活有了保障。对政府和现代生产技术的信任从某个层面上来说已经成为苗族同胞的又一精神支柱。苗族同胞不再固守陈规，愿意认同、接受“外来”文化，这样做有利于苗族经济的积累。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继承本民族的文化与接受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新思想、新文化必定会给民族文化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生活在其中的汉族被当地人打趣地称为“少数民族”。在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大杂居的地州，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与文化，有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已经被很好地开发利用了。比如哈尼族的“长街宴”、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等。少数民族节日多了就不会让人感到新鲜。加之，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这个地名我们不难发现苗族并不是当地的主导少数民族。因此，生活在这块红土地上的苗族同胞，在“少数民族”这个特点上并不占优势。基于少数民族种类繁多、少数民族人口众多这一州情，苗族同胞要想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就要打造自己的节日品牌，发展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笔者认为，应该从内在发展和外在帮扶两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应该让苗族同胞产生民族认同感。一个没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民族，或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淡化的民族是不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的。只有让其认同本民族的文化，才能进一步热爱、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使本民族的文化与历史一同进步。像民族局这样的政府职能部门应该带头以各种方式宣传苗族的历史、文化，比如，在苗族聚居的村寨播放相关影片、宣传片，培训当地苗族文化宣传大使等。
其次，以旅游带动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少数民族文化之所以在逐渐消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越来越缺乏继承者。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苗族生活的高寒山区，大多靠种植包谷、稻谷、薯类等农作物为生，为了改变落后的经济现状，很多有知识、有头脑的年青人都在忙于“资本的积累”，本民族文化受关注的程度越来越低。红河州要发展经济，旅游可以说是一条好路子，把各旅游景点、少数民族文化、亚热带风情、边境口岸旅游集合在一起开发旅游专线，这样既能增加当地的经济收入，又能很好地拯救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
三、小结
总之，苗族历史的渊远，“踩花山”文化的丰富多彩，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将这些民族的精华以健康的方式传承，甚至让它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